一、追求真理勇為前驅
追求真理，勇為前驅，是彭德懷優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的核心。在彭德懷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堅持真理，堅定不移；捍衛真理，九死不悔。正因為如此，他具有革命的堅定性、政治的敏銳性和歷史的自覺性。
彭德懷從小飽受寒苦和磨難，痛恨人世的不平，鬧翻身求解放的意識強烈，這是他追求真理、勇為前驅的主要源泉的基礎。他曾用“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概括過自己參加革命前的經歷。北伐戰爭中他找到了黨的組織，閱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大綱》等馬列主義著作，使他真正找到了工農翻身、民族解放的銳利武器和正確道路。從此，他的追求向往便緊緊地和馬克思主義真理與無產階級革命連結在一起。大革命失敗后，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籠罩城鄉，革命隊伍中有的退隱，有的落荒，有的甚至叛變投敵，革命處于極度低潮的時候，他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不懼鋪天蓋地的反革命惡浪，組織領導了著名的平江起義，開辟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書寫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的光輝一頁。這堪稱是彭德懷追求真理，勇為前驅的一大壯舉。
彭德懷投身革命后，在艱苦的革命戰爭中成為我軍能征善戰的著名將領，其杰出的軍事才能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然結果。而他政治上的敏銳和遠見卓識，更與他杰出的軍事才能交相輝映。平江起義后不久他就指出：“井岡山是烏云滿天中的一顆明星，是湘鄂贛根據地和其他根據地的指路明煙。”（黃克誠：《丹心昭日月剛正垂千秋》，載《懷念彭德懷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頁。）他堅信毛澤東開辟的井岡山道路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因而他衷心地敬佩，真誠地信賴毛澤東，一直堅定地追隨毛澤東，關鍵時刻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但在這同時，他又始終把毛澤東放在是人而不是神的科學位置上看待。因此，他早在40年代中前期就針對黨內已經反映出來的某些不能科學看待領袖的現象提出批評，并非常有見地地講，擁護毛澤東不在“拍掌”上，更不要去“捧場”和“盲從”。（薄一波：《不能忘卻的懷念》，載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應當說，毛澤東作為我們黨的核心領袖，確有其非凡和卓越的才能，有別人無法作出的巨大貢獻和難以建立的巨大功績。但毛澤東畢竟是人不是神，對領袖人物“不捧”、“不盲從”、“不迷信”，是完全正確的，唯有這樣才能防止神化。彭德懷那時就已有了這樣的認識，足見他政治上的高明。如果那時我們黨內有更多的同志達到了這種認識水平，具有了這種歷史的自覺，黨內的政治生活就會保持正常化。
1945年2月在延安舉行了華北工作座談會，總結華北工作。會后，在一次有周恩來在場，同毛澤東交換意見的談話中，彭德懷講了一段極為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你毛澤東，我彭德懷，他周恩來，我們在黨內都要自覺接受黨的監督和約束，辦任何事情都要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誰也不能頭腦發熱，獨斷專行，隨心所欲。否則的話，勢必給黨和人民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如果發生了這種反常的事，那么對我們來說，就是欠了黨和人民的債，是有罪的啊！”（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頁。）這不是彭德懷一時的沖動之言，而是他追求真理，忠于事業所必然表現出來的政治的嚴肅性與歷史的自覺性的絕好反映。追求真理而遠見卓識，堅持真理而勇為前驅，這是彭德懷政治品格的邏輯。
建國以后，彭德懷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地位的變化，責任的重大，使他對真理的追求和堅持更為執著，勇為前驅的優秀品格更加大放異彩。他時刻把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裝在心里，為了新中國的穩定與安全，為了黨的領導的正確與堅強，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他把個人的榮辱得失一概置之度外。赴朝指揮作戰，他深知這直接關系著中朝兩國的前途和命運，并且在個人名譽上也要擔較大的風險，但為了崇高的國際主義，為了保家衛國，他在別人臨陣抱病推辭后勇敢受命。廬山會議上，為了能夠使黨內已經滋長起來的“左”傾錯誤得到糾正，他痛陳己見，勇敢上書，以自己的膽識和灼見，告示國人，提醒全黨，不愧為黨內“第一聲”。
更為難能可貴和令人敬佩的是，在他上書遭到錯誤批判，被撤銷行政職務后，他不僅沒有消沉，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追求和志向，堅持和捍衛真理的信念愈堅。為此，他忍辱負重，潛心讀書，刻苦鉆研理論，尤其是精心研究、不倦探索中國經濟建設的理論和道路問題。他表示：“不弄通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死不瞑目。”（聞佩：《有關〈彭德懷自述的一些情況》，載《黨史研究資料》第4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列原著和許多哲學、政治經濟學著作，并深入實際，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形成了他在經濟建設方面的一些卓越思想和獨到的見解。實踐證明，彭德懷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些觀點是完全正確和富有先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被“造反派”從西南“大三線”綁架回京批斗，而后被長期關押直到逝世。這期間他不斷遭受著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雖身陷囹圄，但在“囚禁”中卻仍然矢志不移，繼續刻苦學習研究經濟理論，探索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律。他多次要求專案組：“我希望你們在審查期間，再給我認真讀書的機會。革命的人生，就是學習和工作、工作和學習的循環往復的過程，還有其它吧？沒有了！”（丁隆炎：《最后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頁。）彭德懷就是這樣，為了追求、堅持和捍衛真理，百折不回，九死未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充分反映了他為真理和正義赴湯蹈火、勇為前驅的英雄本色。
二、求真務實崇尚實際
工作作風是一個人政治思想品格的鮮明反映。彭德懷優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反映在他的工作作風上，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唯書，不唯上，注重調查研究，求真務實，實事求是。這在黨內可謂眾口皆碑，堪稱典范。
遵循實踐標準，堅持調查研究，深入實際考察和了解問題、解決問題，是彭德懷的一貫作風。在戰爭年代，為了能夠準確無誤地實施作戰指揮，彭德懷從不滿足于從電話里和地圖上了解情況，總是盡可能地親自進行一些偵察。因此，他經常親臨前線，實地察看地形敵情，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反復告誡各級指揮員：“帶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來不得半點主觀主義。”（載《彭德懷在西北解放戰場》，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頁。）“光靠地圖是指揮不好戰斗的。只有邁開雙腳，走上第一線，真正洞察敵我情勢，才有指揮權。”（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頁。）抗日戰爭中，彭德懷作為八路軍副總司令是我軍的一位統帥，但在“百團大戰”中，他仍然親臨前線指揮。解放戰爭中，他作為一個野戰軍的司令員，在前線親自偵察的事例更多。在粉碎國民黨重點進攻的陜北戰場上，他指揮只有敵人兵力十分之一的西北野戰軍，在人力物力都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打的那樣得心應手，連戰皆捷，痛快淋漓，這是同他勤于親臨前線調查研究，及時解決問題，又善于從實際出發，靈活運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作戰方針密不可分的。
戰爭年代的彭德懷敢于橫刀立馬，能征慣戰，所向披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注重親臨戰場調查研究，善于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乃是其中之重要原因。
1952年彭德懷從朝鮮戰場回國，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而后又于1954年9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職務變了，環境變了，但他遵循實踐標準，深入實際考察和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作風沒有變，而且更加成為他的自覺行動。他講：“我們應該了解，群眾的實踐活動是知識的源泉，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深入實際，才能發現實際中存在的困難和矛盾。只有深入實際，才能發現條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確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們的根據，只有深入實際，才能發現和親自體會群眾所創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義。”（《彭德懷同志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56年9月18日。）為了加強我國的國防建設，徹底改變我國百年多來“有邊無防”的狀態，確保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他堅持親自到沿海各地實地勘察，僅兩三年內，他的足跡就踏遍了祖國1．8萬公里的海岸線和主要島嶼，為我國國防規劃的制定取得了可靠依據。這種深入實際考察和了解情況的自覺行動，還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經濟建設工作的關注與領導上。他力主經濟建設工作必須面對現實，腳踏實地，決不能不顧實際。1958年“大躍進”期間，他到過東北、內蒙、青海、甘肅、陜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考察，在許多人頭腦發熱、大唱高調的時候，彭德懷則依據考察結果唱低調。他認為：1958年在計劃工作方面是不夠實事求是；“基本建設項目過多過急”；“在發展鋼鐵工業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至于農業，“平均每年能夠增長百分之七就算不錯了”。并指出“人有多大膽，地就有多大的產”等盛行的說法，是“純主觀主義的口號”。（載《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73頁。）這樣的低調，正反映了彭德懷不唯書、不唯上，求真務實，崇尚實際的精神。也正是這種精神，使廬山會議上那一幕的出現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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