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香港駐軍事件”。鄧小平為之大發雷霆。耿飚、黃華兩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牽涉其中，前者寫出檢討，后者以黨票保證；英方談判團首席代表、英國駐中國大使伊文思緊張得說英語都磕巴；采訪黃華的女記者嚇得舉不起話筒……
“我們不能做李鴻章”
中英兩國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從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進行了整整2年，分為秘密磋商和正式會談兩個階段。正式會談的時間是14個月，共進行了22輪。中國與英國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遲遲達不成協議的焦點是“國家主權”問題，英國步步為營，我國寸土不讓。
在多次談判中，我方堅持“香港回歸后，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國說：“不要駐軍，駐軍了以后，老百姓就嚇壞了，都要移民了。”參加過談判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說：“哪有這樣的事，你們能駐軍，我們為什么不能駐軍？”英方說：“我們不一樣啊！英國離香港十萬八千里，萬一有什么事，我們來不了，可你們就在旁邊啊！你們不需要在香港駐軍。你們在廣州、深圳有軍隊就行了，萬一發生香港受到外國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見，立法會同意了，你可以暫時來一下，沒有任務了就馬上回去。”周南氣憤地說：“這簡直是荒唐邏輯！”
在駐軍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始終是堅定的、一貫的。早在1982年9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面對來訪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提出：“我國政府有權在香港駐軍。”并強調，這是中國政府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象征。他還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不能做李鴻章。”1984年4月，鄧小平對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確地講：“1997年后，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征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同月，鄧小平在審閱外交部《關于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上，又在關于香港駐軍一條下批示：“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在這個高度敏感、高度關注的問題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耿飚卻說了一句模棱兩可的話，結果引發了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鄧小平簡直喊了起來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參加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參加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按照這次會議精神，耿飚對參加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認真進行了會議發言準備，對需要審議的提案擬好了建議。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議聯大會和接待“議聯”會員國來華訪問的代表團。然而，在六屆二次會議上一次突如其來的采訪，卻使耿飚陷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關于香港回歸后是否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兩會”期間，香港記者到處采訪，打探中央關于香港問題的立場、決定。據時任香港回歸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一書中回憶：“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傳媒派了一些女孩子來當記者。這些女孩子很難纏，有的還是奉命來摸底的。”前外交部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華持同樣看法，他在《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中說：“被邀請來的香港記者極想捕捉到一點有關中央對香港回歸問題談判的信息，其中焦點之一就是回歸后人民解放軍是否進駐香港問題。香港記者趁人大會議期間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國高層人士聚集的時機，見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劈頭蓋臉地提問。”
耿飚就是在劈頭蓋臉的提問中出了紕漏的。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劉振敏回憶：
有記者問耿飚副委員長：“香港老百姓怕駐軍，你們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駐軍？”耿飚副委員長作了含糊其辭的回答：我們可能不一定駐軍吧。第二天，香港報紙講香港不必駐軍，是“中國政府的意見”；“中共前國防部長說，香港恢復后，中國將不派軍隊進駐香港”。一時間，滿城風雨。有的認為，關于香港是否駐軍問題，中國的政策變了，鄧小平說的不算了。
耿飚是解放軍著名將領，解放后長期在外交戰線工作，后擔任國防部部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外交、國防工作作出了貢獻，但他一句含糊其辭的話，被香港記者作了帶有明顯傾向性的詮釋和報道，因而引發了軒然大波。
5月25日上午，六屆人大第二次會議閉幕大會結束后，鄧小平接下來就要與參加兩會的港澳代表和委員見面，并安排了記者現場采訪。鄧小平來到福建廳聽取港澳工委負責同志的匯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等在場。會上，許家屯向鄧小平報告說，耿飚副委員長曾答復香港記者說“可以考慮不派軍隊進駐”。旁邊主管香港交涉事務的副總理插話說：“還有黃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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