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指出：要把“投敵叛變”問題作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專案組在工作中“不要純客觀主義，要有傾向性”，“防止右傾”，“不要被同化”。
緊接著，“二辦”主要領導和葉群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邱會作和賀龍專案組組長等參加，專門布置動員原紅二方面軍的干部揭發賀龍問題。
“賀龍專案組”也迅速運轉起來。
到貴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誣告賀龍企圖“投敵叛變”事再次進行調查。
專案人員對被調查對象大搞逼供、誘供，甚至大打出手。
賀龍80多歲的堂叔賀勛臣，被打得鼻子鮮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長沙，省參事室參事王尚質被逼得無路可走，跳樓自殺。
結果還是沒有查到賀龍“叛變投敵”的任何證據。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驚全國的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簡稱“楊、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發出命令，撤銷楊成武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代總參謀長職務，撤銷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職務，撤銷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
同時，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
由于楊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辦”所屬各主案、分案組一律暫停工作，專案人員投入了揭發批判楊、傅在專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時，對“二辦”及“賀龍專案組”的領導成員作了調整。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葉群等人接手“二辦”。
任命海軍政治部主任、軍委辦事組成員張秀川為“賀龍專案組”組長。
4月18日，吳法憲對專案組布置任務：“賀龍是國民黨右派、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怎么打倒？就是把敵人的罪狀挖出來，一定要用實際行動做到‘五個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辦”新領導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人接見“二辦”全體人員。
江青像潑婦罵街一樣對賀龍大肆進行人身攻擊，她誣蔑說：“賀龍是個大劊子手。”
康生陰陽怪氣地說：“我提醒你們，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地點，他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口對準了中南海……”
半個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賀龍專案組”，布置如何清查賀龍問題。
他惡毒地誣蔑說：“賀龍不僅是國民黨，而且是土匪……”
他還說：要“由賀龍的歷史投敵叛變，聯想到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絕不會沒有。可以歷史這個‘此’，到現實這個‘彼’，由這個問題想到另一個問題……”
5月20日，毛澤東在接見在京學習班時，首次明確表示不保賀龍了。
他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澤東這句話，康生控制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決定，將賀龍由原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對象，實行監護。
從此，周恩來再也無法保護賀龍，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魔掌。
從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籌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加緊進行。
林彪和江青為阻止賀龍參加九大，也加緊了對他的審查，企圖在九大前把賀龍問題定死。
專案組原來想同賀龍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賊心虛。
他們知道賀龍軟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過賀龍。
為此，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決定：采用“背靠背”的辦法，由專案組提問題，讓賀龍回答。
9月18日，賀龍突然收到中央軍委辦公廳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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