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這番談話，無疑是對安徽搞包產到戶、大包干、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莫大支持與鼓舞，一下子給決心搞包產到戶、大包干的干部和群眾吃了定心丸，為幾年來圍繞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畫上了休止符。
1980年9月，黨中央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紅頭文件，指出：“實行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并不可怕。”初步為包產到戶定了性。1982年1月，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1號文件形式發出的農村工作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是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給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正了名，明確肯定它姓“社”又姓“公”。
由于有鄧小平堅定地站在從中國農村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的立場上，有鄧小平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刻的思考，有鄧小平對安徽肥西包產到戶、鳳陽縣大包干的熱情支持和充分肯定，安徽的農村改革這才大功告成。從此，發源于安徽的中國農村的第一步改革，沿著鄧小平指引的解決溫飽、奔向小康的社會主義軌道，健康地向前發展。
安徽農村改革成功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一，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的誕生，徹底沖垮了高度集中的、違背農民意愿的人民公社體制，這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下，生產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包產到戶、大包干變“集體勞動”為“家庭經營”，變“記平均分”為“聯產計酬”，農民“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其余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這一變革，就其內容來講，首先是農村經營形式的變革，即由原來高度集中統一的經營方式，逐漸改革為農戶家庭分散經營為主的經營方式，逐漸賦予農戶相對獨立的自主生產和經營的權利，從根本上再造了農村經濟的微觀組織結構，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沒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就不可能有中國改革開放的起步。萬里說過，農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同人民公社的時代畢竟大不相同了，有了歷史性的變化。發生這個變化的關鍵性一條，就是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產品豐富了，市場供應充足了，這對保證物價穩定，進而保證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是個根本性的因素。“因此，從人民公社到包產到戶不是個小變化，而是個大變化，體制的變化，時代的變化。”
第二，農村改革的目的，是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這樣一個大的國家，各地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必然要求經營形式的多樣，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選擇。鄧小平在農村改革遇到阻力，圍繞姓“社”還是姓“資”議論紛紛的時候，旗幟鮮明地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鄧小平所持的態度，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代表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根本利益的態度。
第三，農村改革是使農民擺脫貧困、解放農村勞動力的根本途徑。鄧小平認為，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他說：“長期以來，我們70%至80%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每人平均只有一兩畝土地，多數人連溫飽都談不上。”農村一搞改革，一搞承包責任制，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農民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大幅度增加，大量農業勞動力就可以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鄧小平說：“這恐怕是必由之路。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么希望？”
第四，農村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先導，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能為全面經濟改革提供借鑒。鄧小平認為，我國的改革必須從經濟方面著手，首先又必須從農村開始。為什么要從農村開始呢？鄧小平說得很清楚：“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農村改革見效非常快，這是我們原來沒有預想到的。當然，開始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改革。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一個是安徽省，那時候是萬里同志主持。我們就是根據這兩個省積累的經驗，制定了關于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改革。”
第五，鄧小平在總結農村改革經驗時，高瞻遠矚，提出了關于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與發展“兩個飛躍”的光輝思想。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在《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的談話中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與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1992年7月，鄧小平在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時，重申了這個思想，并指出：“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 ，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再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鄧小平關于“兩個飛躍”的戰略思想，既充分肯定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是一次歷史性的飛躍，又指出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本質要求是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
第六，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下了物質基礎，提供了經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固有內涵，是發展農業、繁榮農村、造福農民的戰略決策。如果沒有農村改革的成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無從談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因為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農村穩定，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農業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鄧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說：“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從直接意義上說，農村改革的成功，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中國農村改革從起始到今天，已經整整30年了。江澤民1998年到安徽視察時說過：“如果在議論紛紛中，我們領導干部沒有膽識，不出來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產到戶就出不來。實際上，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產到戶在安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農村就在冒，但都被作為資本主義和右傾思想壓下去了。這個教訓極為深刻。”可以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鄧小平革命家、改革家的勇氣和膽略，改革開放初期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干極有可能重蹈60年代的覆轍。鄧小平在1992年初視察南方時說過：“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這里，鄧小平把農村第一步改革的功勞深情地記在了農民的頭上。是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只有思想解放了的人民群眾的大創造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英明領袖的大智慧結合了起來，才能創造出輝煌的不朽的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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