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我絕對不是反對讀書、學習知識，我反對的是現行應試教育非人性的那一部分，違反教育規律的那一部分，正是這一點導致中國教育“反智化”，只見“應試”，不見“教育”。
編者按
詩人藍藍不久前發起了一次網絡教育調查，并給教育部部長寫了一封公開信，雖然經過一輪網絡和紙媒的集中報道，但仍是無結果。她為什么一個人展開了孤獨的教育調查，暫時擱下閑適的文字，去做一個志愿的記者？請聽聽“救救孩子”的呼吁——
我為什么給教育部寫公開信
2012年11月19日，我在微博上給教育部發了一封的公開信，敦促改革現行的應試教育體制。我為什么會寫這封信，最早的起因，是十年前我朋友家的孩子因為作業沒有完成，在家上吊自殺，令我震驚且深思。
其后這么多年，經常看到中國的學生因為作業壓力自殺的報道，而且是愈來愈多。
2011年9月20日，江西九江市廬山區賽陽中心小學三女生孔歡、黃婉婷、王歡，因為作業太多，不堪重負，手拉手跳樓自殺。有記者采訪被送去醫院急救的孩子，問她們為什么要自殺，孩子說：“死了就可以不寫作業了。”
2012年1月5日，廣州番禺中學高二（12）班的阿梅，疑因作業常做不完、學習壓力大而跳樓自殺。
2012年3月4日，河南鞏義一中女生倩倩，因為作業沒完成挨批，罰寫兩千字檢討書，服毒自殺。
2012年6月3日，江蘇無錫初三女生小施跳樓自殺。她的母親陳女士回憶：“女兒對我說的最后的話是，我死也不去上學，我不要罰抄，我不要罰站！”
2012年7月6日，山東青島13歲初一女生孫正雯因為少做了作業，被其父掌摑，跳樓自殺。孫正雯的遺書寫道：“我死后，請把我的遺體（器官組織均可）捐獻出去，捐給那些需要的人，還有，請把我的壓歲錢（包括我父母私吞、私藏的）捐給山區的孩子們，讓他們過得好些，再就是我的那些圖書課本也捐了吧，會有人喜歡的。除此之外，把屬于我的一切能捐的都捐了吧。”
2012年9月14日，四川廣漢11歲女生小珍，被一道難解的數學作業困擾，服毒自殺。
……我在網上搜到的、報刊媒體公開報道的近年因作業問題自殺學生的信息多達上百條，跳樓、服毒、吞水銀、紅領巾自縊、開煤氣自殺等等，最小的孩子只有8歲。被老師罰跪不堪受辱自殺、作業寫不完被親生父親活活溺死，各種慘劇令人毛發倒豎。
貴州大學法學院李建軍先生2009年7月發表的《青少年自殺低齡化的歸因研究》一文指出，中國每年自殺的兒童約為2580余人，平均每天有7人自殺。有40.1%的小學生說過“不如死了的好”。其中，學習壓力占據兒童自殺原因的第一位。心理學家葉一舵的調查數據顯示：小學生心理問題檢出率為20.1%，中學生為43.8%，高中生高達52%。
有位資深老教育家說：“在教育部門，學生自殺是個忌諱的研究話題。”
那些日子，我深深陷入憤怒和無奈的痛苦之中。
睡不著，起來在小區里游蕩，已經半夜了，很多窗口還亮著燈。我不知道那些燈下有多少是仍然在熬夜寫作業的學生。但我親眼看到，早晨六點多，就有孩子們背著沉重的書包，揉著眼睛，滿面倦容急匆匆往學校奔。
2009年秋天，我和幾位詩人到瑞典參加一個詩歌節，詩歌節結束后，在斯德哥爾摩一位詩人朋友家小住。他們夫婦每天要送孩子去上小學，學校離家很近，走著去也就十分鐘。我看到很多孩子們在校院里跑著玩，滑滑梯、球類的運動很多。一張張小臉紅撲撲的，朝我們好奇地望著。朋友告訴我，瑞典皇室的后代們也在這個學校念書，和老百姓們家的孩子一樣。一大群喧鬧的孩子里，我沒有看出誰是“準陛下”和“公主”。我翻看朋友兒子的課本，發現只有語文最厚，上面全部是童話和故事，圖文并茂。我問語文作業可有“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朋友哈哈大笑，連連搖頭。
日本NHK在中國的學校錄制過一個節目，他們發現，中國初中數學的課程，比日本高中的課程還要難。北京海淀一個重點學校的英語老師說：北京中考的英語試卷題型，居然是美國田納西州7年級英語的考題。人家考的可都是自己的母語！
我似乎回到做記者時的狀態
“為什么要布置這么多作業？”我問一個認識的老師。
“別提了，”她擺擺手，“升學率。你帶的班，考試平均分要排名，升學率要排名，獎金先不說，你知道什么叫績效工資嗎？就是和升學率掛鉤的。領導向你要升學率和考分，你管誰要？還有一個詞兒，叫‘末位淘汰’，如果你的課平均考分排在年級最后，你連飯碗都沒有了。”
“為什么要給老師那么大壓力？”我問一個認識的校長。
“這個呀，”他嘖了一聲，嘆息道，“教委一開會，以前是公開給各學校排名，哪個學校升學率高，就排在前頭。現在不公開說了，但表格列在那里，一目了然，誰的升學率排最后，你當校長的，領導看著你，你怎么辦？”
“永遠都會有排在最后的。”我說。
“你幼稚了不是，”校長說，“這么跟你說，你這個學區升學率高，這算是教委、教育局的政績……你還不明白？”
“死了那么多孩子，這也得算政績。”我有點兒忍不住。
校長急了，兩手一攤說：“你以為我愿意啊？學生負擔重，說這么多年了，誰能動得了？重點學校都到各個初中‘掐尖’，把好學生都收了，他們當然永遠是最好。普通學校怎么能和他們比？有錢的可以拼爹，去重點，沒錢的干瞪眼。教委的頭頭兒們不是吃干飯的，別看我是一校長，升學率上不去，拿下也就一句話。”
那些天，我似乎回到了當年做記者時的狀態，白天出門“采訪”老師、家長，晚上回來抱著電話，“采訪”家長和學生。
一個家長對我說：“我孩子班上有個學生，一進教室就發抖，精神出問題了。沒辦法，家長領回家，休學。”
有個老師說：“我們學校有個班，走了六個，都去上國際學校了，受不了現在的教育，以后要到國外上學。有兩個家庭條件不好，人家父母說砸鍋賣鐵、就是賣房子借錢也不能讓孩子待在中國受罪了。”
還有一個老師說：“哪個家長不是望子成龍？他們誰不想自己的孩子出人頭地？布置作業少了，家長還不愿意！作業寫不完，打罵孩子的家長有多少？這都是以愛的名義在逼孩子。”
一個大學教授接了我電話后說：“你還關心這事兒啊？你沒看有點兒辦法的都把孩子送出去了。別在這兒用孩子的身心健康給應試教育陪葬了。一個字，走。”
一位常年反對教輔的網友說：“教輔公司和教育部門長期勾結，他們有巨大的經濟利益聯系。很多試題超出課本內容，學生不得不去課外班補習。據說有些考題就是教輔公司的人出的。”
我問過的所有學生都痛恨作業多，有幾個孩子甚至說：“我永遠也不會當老師，招人恨！”幾乎絕大多數家長都叫苦連天，埋怨應試“教育”帶給孩子的壓力。一些教師更是坦言：“上級向我們要升學率，家長向我們要分數，我們夾在中間怎么辦？”
幾位教育家說：“高考評估制度不改變，教育資源分配不公，教育行政化不祛除，中國教育沒有希望。”
他們尤其強調：教育必須去行政化，這是改變教育現狀的唯一關鍵。
公開信沒有得到回音
下雨了。
站在窗前，打在窗玻璃上的雨滴，慢慢流淌下來，像一道道淚水。
有誰能知曉這種無可奈何的痛苦？
——我想起了詩人伊凡·哥爾的一句詩。
如果說這是我一個人的看法，那么，投票軟件是否能收集一下全國各地網民的意見？
我想知道，現行的“應試教育”體制在中國有多少人反對，多少人支持。我絕對不是反對讀書、學習知識，我反對的是現行應試教育非人性的那一部分，違反教育規律的那一部分，正是這一點導致中國教育“反智化”，只見“應試”，不見“教育”。
2012年11月2日，我第一次找到了微博投票的網址，設置題目是：“現行教育是愛護學生還是戕害學生”；投票選項分別是：一、呼吁取消應試教育、廢除擇校升學考試、施行12年義務教育制；二、繼續支持現行教育體制。投票時間為一周。當日22點30分發出，11月9日22點30分投票結束。
數據顯示，有7223位網友參與投票或轉發，其中，97%贊同“呼吁取消應試教育”一項，3%表示繼續支持現行教育。投票者中，在校學生和家長包括一線的教師占據相當的數量——這些涵蓋了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投票人的數據和投票比例，只能說明“應試教育”的不得人心，其危害在人們心中所引起的廣泛而深重的憤怒——就在我發起投票調查的第三天，即11月5日，《北京青年報》又報道了北京一名11歲小學生因為沒有寫完作業，害怕老師批評或叫家長到校而跳樓自殺的消息。半個月后，廣州市12歲的男孩小亮，又因為作業沒有完成跳樓自殺。
當初，我設置投票時并未想到會有這么多人參與。我抱著不管有多少人參與此事，都會給大家一個交代的想法，所以一開始就承諾：我會將此次投票結果進行統計，并提交媒體和教育部門。投票一結束，我便開始著手起草給教育部的公開信。為什么是給教育部寫信？這個問題我捫心自問過。我的理由是：教育部作為服務全國教育的行政部門，有責任對現行的教育體制負責任，作為一個公民、納稅人和學生家長，有權利向他們問責。這么做不是求救于“權力”，恰恰是要他們把教育的權力放手回歸教育。要求教育去行政化，這是公開信的主旨。第二個理由，關鍵詞在“公開”，公開我所知道的事實和我所持守的態度。
由于微博投票，我在網上“認識”了很多一線教師、教育家，他們深諳教育體制的弊病根源，在我擬公開信的這段時間，給了我非常多寶貴的建議。我曾花很多時間，瀏覽教育部官方網站，認真“學習”各項文件內容；也曾將草稿發給好幾位我信任的教師和教育家，請他們提意見。我深感欣慰的是，幾乎所有和我交流溝通的教師、教育家都支持我的看法，有一位教師不但給了我很多建議，甚至愿意和我一起署名。
我從來沒有如此謹慎地寫過稿子——因為事關兩億多兒童，每句話都要有出處、有根據。前后修改八次，這封公開信才最終完稿。
這封信一旦發出，我的生活會不會受到影響？——我不確定。但我認識一個詞：知行合一；況且，我親身經歷過一個學生的死亡事件。
11月19日上午，我在微博上將這封給教育部的公開信發出，同時也發給了全國人大科教文衛委員會。迄今沒有收到任何回音。
做這樣一件事情難嗎？——不。愛孩子無需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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