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不但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產生巨大的影響，也給今天的我們很大的啟示。本文試就以上兩個方面談談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柏公館的小樓上召開了政治局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進行長征，長征初期損失嚴重，中國革命處于極端危險的境地，黨的干部和紅軍指戰員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懷疑、不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正確，要求改變領導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次會議的議題可以概括為兩方面：一是軍事問題，明辨紅軍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肯定了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取得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指出“左”傾錯誤領導人推行的單純防御路線是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二是組織問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特別是解決軍事最高指揮權問題——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軍事最高指揮權。會議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成立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王家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負責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當時的中國革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主要有：
第一，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遵義會議的召開和會議作出的決定，體現了毛澤東在這次糾正黨內重大錯誤的問題上，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黨的領導實質是指導思想、指導方針的領導，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從指導思想、指導方針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是當時戰爭環境下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承擔起長征途中處于中心的軍事任務的領導工作，進一步表明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伍修權曾回憶到：“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作為最高統帥部，負責指揮全軍行動，全黨信服毛澤東同志，把當時最有決定意義的、關系到我黨我軍生死存亡的軍事指揮大權托付給他，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第二，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一直得到共產國際多方指導，有有益的幫助，也有不切中國實際的錯誤指示。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在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解決了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確定了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和規律的積極防御的軍事路線；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則，獨立解決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改組問題。改變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做法，實際上確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革命全局上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政黨，完全可以獨立地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
第三，遵義會議是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力量極度削弱，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它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可以說它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正是由于這一轉折，“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沿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
遵義會議不但對中國革命的進程有重大的影響，而且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以有益的啟示：
第一，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在于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遵義會議之前，我們黨內曾經盛行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其直接惡果是幾乎斷送中國革命。而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堅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集中力量批判“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黨從此走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道路。這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是黨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成熟的重要標志。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要求我們不斷地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以適應形勢的發展。因此，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想結合的根本方向，完整地、準確地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仍然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關鍵。
第二，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遵義會議是在黨與紅軍處于危急關頭，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召開的，沒有了“洋拐杖”，我們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使中國革命出現了轉機。不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也不論是我們的事業順利發展還是遇到較大的困難，我們都應該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依靠我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設我們的國家。正如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中國的事情要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
第三，必須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團結，正確的開展黨內斗爭。遵義會議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實事求是的批評和斗爭，并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但是并沒有單純地追究他們的個人責任，沒有給他們什么嚴重的懲辦，而是仍然分配給他們適當的領導職務，耐心地幫助和等待他們從思想上真正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吸取經驗教訓。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黨勇敢的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的領導革命戰爭到徹底的勝利。黨揭發了這種錯誤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更號召全黨同志象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遵義會議在通過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正確的進行必要的和適當的黨內斗爭，正確的對待犯錯誤的干部，為維護和加強黨的團結，作出了一個榜樣。今天為了把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向前推進，我們必須開展思想斗爭，堅持兩條戰線上的斗爭。而開展黨內思想斗爭，解決黨內矛盾的唯一正確的方針，正是始于遵義會議而在延安整風中找到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指出：“……正確的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有效方法。不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整黨的一切目的都達不到”。“進行批評自我批評一定要嚴格遵守黨和毛澤東同志歷來強調的原則：必須從團結的愿望出發，與人為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須實事求是，以事實為依據，允許本人申辯；必須講真理，不講面子；必須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嚴肅性、尖銳性同科學性結合起來，達到既要弄清思想、糾正錯誤，又要團結同志共同進步的目的”。
總之，我們要發揚黨內民主，維護和加強黨的團結，正確的開展黨內斗爭，我們的黨才能更加興旺發達，才能更好的領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作者簡介：閔勇，男，2004年畢業于湖北民族學院歷史系，鶴峰縣第一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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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19頁至120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0頁。
參考書目：
1、《毛澤東與遵義會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北京
2、《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由郭德宏等主編
3、《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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