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打破以往僵硬立場進行接觸后，從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問北京到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上海公報簽署，雙方之間共舉行了近20次會談。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幾乎參與了所有的會談。李丹慧表示，從目前美國解密的尼克松外交檔案美中高層會談記錄及尼克松與毛澤東峰會記錄看，雙方從開始的相互出牌，摸底試探，到捐棄前嫌，互諒互讓，討論內容的范圍之廣泛、協商議題的程度之深入，交換意見的態度之坦率，相互理解的過程之順利，達成共識、默契與合作意向的內容之微妙，在兩個相互隔絕22年、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迥異的國家之間的談判中，實屬罕見。
李丹慧表示，雖然中方會談的大思路以及在一些原則立場上靈活轉圜的抉擇者是毛澤東，但是，每次的會談方案基本均由周恩來主持討論并擬訂，會談中他還可以于堅持原則的前提下“相機行事”，將一些方案在會談中做“臨時修改”。會談中周總理所顯露的觀察視角、所關注的環節、所反復強調的問題以及所堅持的觀點，主要應該還是依靠他自己的思考邏輯，而談判時的往復折沖，也多是依靠他自己的臨場感覺和發揮，既堅持了原則立場又靈活運用了談判技巧。美國方面也對周恩來在會談中表現的談判藝術予以很高的評價。
圍繞臺灣問題步步緊逼
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中美雙方開始進行高層接觸，為實現和解做準備，然而不能回避的就是“臺灣問題”。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的安排下，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專機，將一位美國客人秘密送到了北京，他就是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目的很明確——為尼克松訪問紅色中國鋪平道路。此后的7月和10月，周恩來與兩次訪華的基辛格舉行了多次會談；1972年2月，又與首次來華訪問的尼克松舉行了多次會談。
1971年7月9日16時35分至23時20分，周恩來與第一次秘密訪華的基辛格首次共同坐到了釣魚臺國賓館的談判桌前。對于臺灣問題的立場，基辛格在會談中表明：美方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美國政府和總統現在不支持，將來也不會支持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但中方要求美國在有關臺灣問題的幾個領域做出承諾，這貫穿于中美高層會談的始終，周恩來在此議題上緊盯不放，步步緊逼。
在7月10日12時10分至18時的第二次會談中，周恩來重申中國關于臺灣問題的立場、重復引申美方在此事項上的表態之后，又將前日會談中美方未正式承諾的“臺灣地位未定論”問題擺到了桌面上，提示說：中美關系向前發展的過程中，美方必須不再重申“臺灣地位未定論”，即如基辛格“昨天所明確指出的那樣”。當基辛格再次保證美國將不支持“臺獨運動”、不支持“一中一臺”政策的話音剛落，周恩來隨即接言：也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政策。以至于令基辛格感嘆道：我接著就講到這一點——總理總是比我快一步，并表示尼克松總統肯定會重申他不支持“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隨后，周恩來繼續強調美方有責任不讓臺灣爆發獨立運動。得到的是基辛格關于對“臺獨運動”“我們決不會給予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支持”的承諾，并表示，中方遇有此情可隨時通報消息，美方將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1971年10月21日上午，基辛格反復強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暗示中方就此做出承諾。周恩來則要求對方澄清“美國政府表述出來的政策是否還是希望維持‘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觀點”？至于中國將怎樣解決臺灣政權問題，那是一個次等重要的問題，中國將會努力達成一個和平解決方案。在周恩來的追問下，基辛格明確表示：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對全體中國人民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以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沒有異議，因此我們不會堅持臺灣地位未決的觀點。而作為內部表態，他可以保證美方官員不會再發表“臺灣地位未定”的聲明。周恩來隨即緊逼不放地詢問：如果日本或其他一些國家在聯合國或世界其他公共論壇上提出此“未定”問題時，你們將持什么態度？基辛格在表明尚未與總統詳細討論這個特殊問題之后表態說：“我可以確認我們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促成一個和平解決方案的立場”，“如果另有一個政府提出臺灣地位未定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將不會支持它”。李丹慧教授表示，周總理這種處處緊逼、反復詰問的方式，充分體現了對“臺灣地位未定論”的敏感。
不留遺患錙銖必較
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10月25日，當雙方討論中美聯合公報問題時，周恩來就美方草案中關于美國“支持達成一項臺灣和大陸關系的公正的與和平的決議的努力”一句提出異議，指出：“這里公正的意思如果是指讓臺灣人民實施公民投票來實現所謂的自決”，而“公投”之意，容易在聯合國招致“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猜測，建議美方刪去“公正”一詞。周恩來目光敏銳地在不留“一中一臺”遺患、防止授人以柄上摳字眼，錙銖必較。
1972年2月公開發表的《上海公報》中，中美雙方各自對臺灣立場的表述，以及雙方會談中達成的內部共識、理解、諒解與承諾，基本化解了中美之間的癥結。周恩來的一番折沖樽俎，可謂成效顯著。
李丹慧教授表示，周恩來總理在中美關系及新中國的一系列外交事務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沒有拘泥于當時的環境約束，靈活運用務實的外交政策，使國家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障，展現了其卓越的外交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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