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重慶上演了一出“潛伏”的真實版本。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讓蔣介石在用兵上造成“錯誤判斷”。他險遭槍決，不露聲色地搜集傳遞情報。他被二野司令員劉伯承評介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劉宗寬。
2009年7月7日，記者探訪了現年80歲的魏老(魏仲云)。魏老是解放前夕隨西南服務團入渝的老同志。親身經歷了重慶的解放，并先后擔任了西南服務團宣傳干部，多年參與黨史研究。從發黃的史料中我們了解了當年解放重慶鮮為人知的傳奇人物和故事。
解放重慶是我軍西南戰役的重要一環。西南戰役是繼三大戰役及渡江戰役后，人民解放軍為解放全中國在大陸發動的最后一次大戰役，也是解放戰爭史中殲敵最多的一次戰役，在大規模作戰中，我第二野戰軍和第一、第四野戰軍加上地方武裝總兵力只有60萬人，與蔣介石美式裝備的90萬大軍相比力量懸殊，況有烏江天險作為屏障，那么劉鄧大軍長途跋涉為什么還勢如破竹？西南戰事吃緊蔣介石的王牌軍在哪里？江南陣地為什么突然炮聲沉寂。誰迷惑了蔣介石？在解放重慶的宏大英雄史料中，我們更關注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和往事，它以最真實的力量和價值，讓我們感懷激情燃燒的歲月。它拉開了建設大西南的序幕。
一份進軍電報 讓蔣介石用兵失策
當時上海、廣州解放后，蔣介石為保住西南這個最后堡壘，可謂席不暇暖，一個多月，頻繁往來于臺灣，昆明、重慶到處搜集情報了解共軍進攻方向。不料一份電報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
那份電報是1949年5月23日，毛澤東在為軍委起草的關于向全國進軍致各野戰軍首長的：“二野應準備于兩個月后以主力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電報發出后，蔣介石認為解放軍會從川北進攻，先占成都，再下重慶，故決定對北面作重點防御，除配備主力胡宗南部的14個軍外，又把另一主力羅廣文兵團的3個軍也調了上去。
1949年8月下旬，蔣介石飛抵重慶，28日在歌樂山林園舉行“御前會議”，聽取國民黨中將劉宗寬的作戰計劃報告。為誘蔣進圈套，已經是我軍內線的劉宗寬心生一計讓胡宗南的親信副參謀長沈策發言：解放軍必學三國時的鄧艾，由陜入川，建議把防御重點由川東移向川北。這次議題正好與5月23日毛主席發出的電報共軍向西的方向一致。“因為川東地勢險要，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大兵團行動十分困難，且其側翼的湖北、湖南，尚有白崇禧作屏障。川北雖地形復雜，但自古從中原到西南走的都是這條路，川陜之間有公路干線相連，特別是關中地區，有暢通的鐵路線直通，可解決大兵團作戰之補給。”事實上這是迷惑國民黨的假象。說起劉宗寬還要記述鄧政委在進軍西南之前，就十分有遠見的于1949年3月報請中央軍委同意，在宜昌籌建了秘密的“二野情報站”(稱西南辦事處)為進軍大西南搜集云貴川康四省情報對國民黨軍政進行策反工作。情報站于當年5月派了老牌資深的情報員房顯志(化名向離)利用他與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參謀長劉宗寬中將的同鄉、同學和“干親家”的關系打入公署做劉宗寬的策反工作。劉宗寬早在西安事變時反蔣而被處分，并于1943年在重慶秘密加入農工民主黨。劉宗寬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極為愿意為我們工作。
當時蔣介石毫不疑心，沈策的發言增強了蔣介石的信心，他自以為高明地下結論：“從各方面情況看，川北是共軍進攻的重點，防御必須加強，秦嶺防線一定要守住，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擅自后退。另外，必須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筑第二道防線。羅廣文兵團應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區，作好向川北機動的準備。”這樣一來，川東門戶大開，防衛薄弱，酉陽、秀山一帶成了空白點，大大有利于解放軍解放重慶。
兵臨重慶為何突然炮聲沉寂
為解放重慶，1949年11月1日，我軍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從北起湖北巴東、南至貴州天柱約500公里戰線上發起西南戰役。1949年11月22日，我軍經過急行軍乘勝在酉陽龔灘突破宋希濂的“烏江防線”，分割、圍殲羅光溫和宋希濂的殘部，并從武隆白馬山向南川追擊。11月25日，我十一軍先鋒團攻占南川縣城后，從三面齊頭向重慶推進。11月25日午后劉鄧首長電令三兵團：“羅廣文殘部已龜縮南川龍潭，向木洞撤退，宋希濂殘部已潰不成軍，我軍可提前完成渡江、包圍重慶之目的。”重慶外圍戰役打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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