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蔣放蔣，東北軍血濺西安城
西安事變當天，王景芳的長官劉多荃擔任捉蔣行動總指揮，而身為軍官的王景芳則按照命令指揮所在連隊包圍驪山華清池。他參與了那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凌晨槍戰”，他親睹了曾經兵強馬壯的東北軍一夜之間的四分五裂……
只一個鐘頭蔣介石衛隊全被干掉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凌晨4時許，酣睡中的蔣介石突聞槍響，在兩名侍衛攙扶下倉惶從華清池五間廳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東側的石峽洞后，后被搜山部隊發現扶持下山。
當時，王景芳是上尉副連長，奉命帶兵控制華清池外圍。雖說“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但接到去抓蔣介石的命令時，王景芳大吃一驚。“我一個上尉副連長只管聽命令，但聽到去抓蔣介石？我還嚇了一大跳呢！我們的校長張學良，膽子也忒大了吧？ ”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變那天的槍戰場景還后怕，“那天晚上，槍聲四起，蔣介石的衛隊都是駁殼槍。可我們都是用的捷克式輕機槍和7.9毫米口徑中正式步槍。激戰近一個鐘點，蔣介石的衛隊都被我們打死了。 ”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蔣介石的住處看看。“墻上、窗子上，盡是槍眼兒呢！按理，事變第二天，驪山、華清池都戒嚴了，誰都不讓靠近的，可是，我們都是東北軍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
等到了蔣介石房間的門口，把門的不讓進，幾個軍官大罵，把門的一看，這群人氣勢洶洶，還都是當官的，又是東北軍自己人，就敞開大門聽之任之了。
“我們這些小軍官進去就不老實，有的拿條毛巾，有的拿一條毯子，那上邊有槍眼兒呢！留個紀念！是蔣委員長用過的。 ”王景芳回憶道。
2009年12月26日，作家方軍在天津采訪過一位原東北軍的老軍官的家屬。老軍官叫陳維剛，在劉多荃部當上校。西安事變時，陳維剛到蔣介石住過的房間里拿走一條軍毯，因為軍毯上面有一槍眼兒。新中國成立后，劉多荃當上全國政協委員，還專門去天津看過陳維剛。
“中央軍”發十塊錢雜牌軍只給五塊
方軍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您是否贊成捉蔣介石？”王景芳回答： “我是東北人，眼看著日本人占領東北，當然希望張學良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東北軍終于要開赴前線抗日了，就沖這點，東北軍官兵還是高興的，打回老家去嘛！ ”
王景芳說，西安事變是被逼出來的，蔣介石不光對東北軍另眼看待，對所有地方勢力、雜牌軍，都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不僅不撥供給，還想方設法削弱排擠，必欲滅之而后快。
二十九軍在盧溝橋一帶英勇抗擊日軍，大刀隊殺得日軍鬼哭狼嚎，但就因為是西北軍，處處遭到蔣介石打壓。宋哲元部孤軍奮戰，彈盡糧絕，幾乎整營整團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時候，只有蔣介石的“口頭嘉獎”，卻得不到“中央軍”的一點實際支持。實在頂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殘部南撤，面對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槍口！里外夾擊下，宋哲元只得沿黃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備受閻錫山的排擠。這位在喜峰口、盧溝橋和北平抗擊日寇侵略的愛國將領，終于被蔣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綿陽病逝后，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在給他的挽聯上寫道：一戰一和，當年變生瞬間，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厲，后起大有人在，可無憂于九泉。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軍的張自忠、何基灃等愛國將領。
“七·七”事變爆發后，二十九軍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因寡不敵眾在泊鎮突圍，率部撤到大名府。日軍的追擊部隊尾隨而至，一七九師的將士們視死如歸，與敵血戰三天兩夜，大名府終因一七九師彈盡援絕而失守。何基灃悲憤已極，仰天長嘆：“敵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 ”他痛感報國無門，拔槍自戕，不惜一死以謝天下。但自殺未成只打傷了左肺，被送進醫院搶救脫險。
二十九軍老兵王世江回憶說：“我們突出重圍后，匯合了部隊向南撤退。我是個傷兵，到黃河南岸總該可以了吧？他們竟連傷兵也不許過去治療。蔣介石排斥異己的做法，在二十九軍將士中引起極大的憤慨！蔣介石派特務乘坐鐵甲車，打著馮玉祥的名義，說是到前方督戰，在連鎮車站停著。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楊世亨被連里士兵強行抬上鐵甲車。特務們怕發生兵變，不得不把我們幾個重傷員帶到濟南。到處是河北逃難來的難民，他們無依無靠，行乞度日，傷兵雜在難民中根本無人過問。而國民黨軍要員只顧自己逃命要緊，誰來管我們幾個叫花子似的傷兵！我們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濟南市協和醫院掛上號。一個醫生一打開我臂上纏的裹腳帶，臭氣四溢，傷口里的爛肉膿血中已經生蛆，蛆蟲四處亂爬。醫生掩著鼻子皺著眉，十分武斷地說：‘必須把胳膊鋸掉！ ’抗日戰士怎么能沒有胳膊？不得已，我們含恨離開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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