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后的上海灘
“1932年的上海，正是淞滬會戰的主戰場，更是各種勢力風云際會的決斗場。”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石源華是國內研究“虹口公園爆炸案”最權威的學者之一。
“‘虹口公園爆炸案’的直接導因，是‘一二八’淞滬抗戰，背后更深的背景，當然是日軍侵華戰爭的爆發。”他說。
日本自1910年正式吞并朝鮮后，就一直窺視一江之隔的中國東三省，終于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侵華事變。
由于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東北軍不戰而潰，致使到1932年初，東三省全部淪陷。
占有東三省大片土地后，日本的氣焰愈發囂張。為了轉移國際上對其侵占東三省的注意力，并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地帶造成威脅，強迫南京國民政府屈服，日本把戰火燒到了黃浦江邊的上海灘上。
1932年初，日本公使館駐滬武官伙同日本特務川島芳子制造了所謂“日僧事件”之后，在1月28日從閘北分三路向駐守上海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起了攻擊。總指揮蔣光鼐和軍長蔡廷鍇領導十九路軍奮起抵抗，開始了長達三個多月的“一二八”淞滬抗戰。
這次戰役不僅僅掀起了中國全民抗日的高潮，也成為了在滬韓國人與中國人聯結的紐帶。
此前，在華韓人與中國人的關系一度并不太友好。
1931年的5月至7月，日本在中國的東北制造了“萬寶山事件”，通過武力支持韓籍移民李升熏等人在長春萬寶山強占耕地，并在朝鮮各地大肆煽動反華、排華活動，造成旅居朝鮮的中國僑民一百多人被殺，財產損失無數。
在“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人與韓僑的關系仍沒有明顯改善，日本隨即又指使一些韓籍浪人在中國境內滋事生非，金九曾在自己的回憶錄《白凡逸志》中寫道：“就連中國的知識階層，也對我們民族抱有惡感”。
“一二八”淞滬抗戰開戰后，中國軍人的英勇無畏，讓上海各界民眾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愛國抗日烈火，其中也包括有正義心的韓僑。
“在上海的韓國青年團組織了救護隊，韓國的愛國婦女在上海街頭張貼了很多反日標語，韓國的青年志士還到中國軍隊里從軍。”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主任沐濤說。
上海也是韓國復國運動的領導中樞所在地。1919年4月，流亡在上海的韓國復國運動各派領袖，在上海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推選美國留學生李承晚為國務總理，安昌浩為內務總長，李東輝為軍事總長，金九當時是安昌浩領導下的警務總長。
這位流亡異國的政府警務總長，自然沒有什么維持治安之類的警務職責，相反，他的任務多是見不得光的秘密行動。在上海十多年后，金九逐漸成為了韓國復國運動的核心人物。1929年，他和安昌浩、李東亭在馬浪路（現馬當路）普慶里4號的石庫門里一棟小樓內，聯合各派成立了“韓國獨立黨”，專門組織暗殺活動。1932年的1月8日，金九曾派人到東京行刺裕仁天皇，可惜因為炸藥沒有爆炸，行動失敗。
淞滬會戰爆發后，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讓日軍付出了慘重傷亡。無論是金九還是在滬的韓國獨立黨，都對這場在上海爆發的中日之戰抱有極大的希望。
但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讓十九路軍孤立無援。甚至是在中國軍隊浴血奮戰之時，蔣介石還下達指示：“以十九路軍保持十余日來之勝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與決戰為主”。
軍政部長何應欽曾密令空軍“對日海軍，決不拋擲炸彈。”
上層如此消極的態度，十九路軍最終不得不放棄江灣、閘北的大片陣地，撤退到上海市郊抵抗。
3月3日，經過英、美、法、意等國的調停斡旋，中日代表在24日開始舉行和談。
正在雙方談判進入最后關鍵階段時，日方卻借慶祝“天長節”為由，要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園舉行盛大的閱兵式，慶祝淞滬戰爭的“勝利”，這無疑是赤裸裸的挑釁和炫耀。
“日方代表在談判中非常蠻橫，要求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及周邊地區，由日本軍隊駐守除租界以外的一切地區。所以虹口公園的閱兵式，是想通過炫耀軍威，在談判中獲得最大利益。”沐濤分析。
“一二八”淞滬抗戰，最后以和談的方式結束。這無疑是十九路軍和在滬韓僑都不愿意接受、又無可奈何的結果。
本來互不相干、甚至相互抵觸的中、韓兩股力量，因為“一二八”戰役不夠圓滿的結果和日軍在虹口公園的挑釁，在那個特殊的時間點上達成了某種“暗合”，于是一個驚天的計劃，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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