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為什么而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凈化，
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
文|趙涵漠 攝影|賀延光 采訪|趙涵漠 劉素宏
67歲的陳小魯先生騎著破舊的二八自行車經過胡同口、一棵枇杷樹和一株富貴籽。他在淡藍色的鐵門前跳下來，推車進院。來往的人們很難察覺這座老宅子與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游客停下來拍照，斑駁的灰磚墻上掛著塊金屬牌，證明這里曾是清代的一處官方機構。
陳小魯與他的家人住在這兒，這里是其岳父粟裕將軍的舊居。自行車停在角落里，歲月為它覆蓋了黃和暗紅的鐵銹色，但車把和車座磨得發亮。陳小魯最廣為人知的身份是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還曾是北京市第八中學革委會主任、1980年代的軍隊副師級干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
作為這個國家最著名的紅二代之一，他曾盡力保持焦點之外的生活。但平靜在今年8月打破，一封題為“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文革’中批斗學校領導發道歉信”的文章出現在媒體上；10月，陳組織了一場小型聚會，作為曾經的學生，向八中“文革”中受沖擊的老師道歉。幾十家中外媒體都在尋找他。
在這個熱衷闡釋的國家，陳的行為被符號化了。持以下兩種猜測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報道中提出，有人將紅二代陳小魯的道歉視作對“文革”一貫曖昧態度的“風向標”；著名的左派孔慶東則在微博上發布了“一位陳小魯的同學來信”，信中質疑其“是為干擾年底紀念活動”。陳小魯的行為被大量網民贊揚。但陳的朋友郝新平則告訴《人物》，自己的另一位紅二代朋友“很強烈地”表達了對陳的不滿，說“陳小魯不像話”。
為違反五四憲法第89條而道歉
對于陳小魯來說，道歉并不是某種突如其來的念頭。他曾數次在私下探訪老師時表達悔意，說當年讓老師受苦了。幾個月前，一位老師向陳的校友計三猛提起，“文革”中受沖擊的老領導們正在慢慢老去。陳小魯聽到轉述后覺得，“再不正式道歉就來不及了�！�
8月18日，也就是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整整47年后，陳小魯接到了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秘書長黃堅的郵件，信內是一組八中“文革”時的照片，激進且恐怖的氣氛從灰黃、模糊的老照片里透出：一個男老師畏縮地將寫著“黑幫分子”的小黑板舉過頭頂；在戴著紅領巾的學生的包圍下，老支部書記華錦拿著鐵鍬在地上翻土；人們擁擠在批斗會現場，叉著腰觀看老師低頭認罪，他們面前掛著巨大的條幅，“永遠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
那是陳第一次在影像資料里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發里回憶—這是裝著日光燈和排風扇的客廳里最體面的家具，1980年代當他還是一名駐英武官時，他曾在電視里看到一部有關法國激進分子學習“小紅書”的電影。而這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驚。他在給黃堅的回信里寫道：“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凈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這封信被他當年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吳偉看到，貼到了微博上，陳小魯意外地被卷入輿論漩渦，接著他明白無誤地表示會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我并沒有征求他的意見，但我知道他會同意�！眳莻ハ颉度宋铩坊貞�，“因為他一直是敢做敢當的人�！�
陳小魯曾是“文革”中的風云人物，在這場政治運動開始僅兩個多月時，這名高三學生就近乎全票當選為八中革委會主任。他個子高大，性格沉穩，頗具備演講技巧和鼓動能力，幾乎是天生的領袖人物。他曾與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長、其母許明曾任周恩來秘書）、秦曉（招商局前董事長、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發起首都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1966年10月1日的游行中，陳組織500多名青年學生在金水橋前維持秩序，衛戍區一位師長與其聯合調度。面對幾百名鬧哄哄的青年，師長先進行了45分鐘索然無味的政治動員。等到陳小魯上臺，他只喊了三句話：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頓時掌聲熱烈，群情激昂。
他還曾發通令解散民主黨派，收繳民主黨派大印。如今陳小魯回憶，那場極其荒唐的行動“完全沒有深思熟慮的，就是有點趕潮流，各個方面都被各校紅衛兵占住了，我們就琢磨也得管點什么，就說民主黨派那幫老頭子不接受改造”。當時主管統戰工作的副總理李富春與陳家同住中南海慶云堂，陳小魯被李叫去臭罵了一頓，“你們怎么連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與此同時，學生的盛大狂歡已然升級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歲的八中書記華錦被關押在校期間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學生在校園里遇到她時，她說“我受不了了”。這是陳小魯模糊預見卻未能防范的悲劇，他曾派人守在關押地點樓下防止學生夜間揪斗，但仍舊未能避免悲劇發生，最終也是由他為全身浮腫、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書記收尸。
在舉行道歉會之前，陳曾前往“文革”時的副校長溫寒江家拜訪、致歉。溫已經89歲了，但仍然談論著自己手頭正在進行的科研課題�！拔母铩被蛟S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經歷，他回憶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園的一次批斗會上被毒打了整整兩個小時。聽到這里，陳小魯突然說，“那次批斗會是我組織的。”這令一同在場的計三猛吃了一驚，因為幾乎沒人知道陳是當時的組織者。陳稱，他當時以為不過是開開批斗會、喊喊口號，可很快就升級為暴力，他無力阻止，于是中途離開。
計三猛曾聽陳小魯講過一個審判東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師辯稱他槍殺翻越柏林墻的民眾時只不過是在執行軍令，可法官卻說，士兵至少可以把槍口抬高一寸，最終判決有罪。
“是的，我們當時只是中學生，我們都沒有資格去承擔‘文革’的錯誤，運動來了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但運動來了你怎么表現，那是你自己的選擇。”陳小魯為此至今感到自責。
為了準備道歉會的發言，他曾特意翻閱五四憲法，即1949年后的第一部憲法。他認為自己當年違反了第8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在道歉會后，他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道，“已經47年了，將近半個世紀，經歷了風風雨雨，開始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后來發現它的根本問題在于違憲�！�
這個觀點被自由派人士廣泛傳播。“四九年以來‘運動’的本質是整體地違法，集體地違法，‘文革’走向了極致。”學者盧躍剛告訴《人物》，“道歉本來是倫理行為，但陳小魯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情感認知。”
不再說違心的話了
10月7日，頭發已近全白的陳小魯出現在道歉會場。道歉會長桌的兩旁，是昔日的老師和學生們，他們的聽力日益衰退，都有著花白的頭發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師趙榮尊曾是那批學生心目中最年輕的老師，如今也已經75歲了。他們談論著身體狀況和1966年以前平靜的學校歲月，只在很偶爾的時候提起“文革”記憶—有老師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還有老師被勒令在音樂教室的窗戶處反復爬進爬出，一位老師在發言前哭了起來，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
一切正如陳小魯在發言中所說的那樣，“有話不說，恐怕就遲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經批斗校領導、組織批斗大會、勒令民主黨派解散，然后近乎嚴苛地一一羅列自己觸犯的法條。“上述錯誤我承擔責任，真誠道歉�！�
席間，趙榮尊老師站了起來，她鄭重地感謝陳小魯曾經陪伴挨批斗的自己站在講臺上。在那1個小時里，所有氣勢洶洶、想給趙戴高帽、剃陰陽頭的學生，被他喝止了。陰陽頭是難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計三猛后來采訪彭珮云，問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殺的時刻，她答想過，就在被剃陰陽頭的某個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頗為激進的學校之一，副校長卞仲耘被一群學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車上”。2011年，校友們捐款為卞仲耘立了一座銅像。
而陳小魯的校友反復向媒體強調，陳沒有加入紅衛兵，他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他在“文革”期間從未打過人，也公開反對打人�！叭蠹o律八項注意里都說過，不能虐待俘虜。”
在陳小魯的描述中，陳毅是一位低調的高層官員，他很少在孩子們面前談論政治，從未要求他們入團入黨，甚至勸阻長子陳昊蘇學文，避免其踏入政壇。
“文革”開始兩年后，陳毅受到沖擊，陳小魯被送往沈陽軍區當兵。入伍前兩年，他都是沒有編制的“黑兵”，不被配發軍服、津貼和口糧。他不能與父母通信，只能憑借報紙內容猜測父親的狀況，“九大”之后陳毅的名字再沒上報，直到1971年才出現他再登天安門的消息。
一年之后，陳毅去世。計三猛還記得，追悼會結束后，回到北京的陳小魯約計三猛出去吃面條。陳轉述了追悼會的狀況，毛澤東突然出現，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會看起來像是個臨時決定，不過毛很感傷，在會場流了眼淚。追悼會隨之由小廳升格為大廳，總理趕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賓出席，致悼詞者由葉劍英改為周恩來。轉述這些時，陳小魯顯得情緒低沉，隨后他吟了四句詩，“五年忍聽千夫啐，一死難道萬人淚。且喜碧血潤中華，磊落生平應無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無常感促使陳小魯開始思考社會制度，“現代的權力觀就是要制衡，法律條文里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以政治問題來掩蓋一切是不對的�！彼�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貫的，認為應該由制度來代替領袖�！�
他此后的經歷幫助其完善了這種價值觀。1981年，他被委任為駐英武官助理。出國前，他學習的材料還在濃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倫敦霧�？僧旉愋◆斚嘛w機時，迎接他的是碧藍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蓋的草坪。
如何認識資本主義國家是當年中共官員必須面對的難題之一。而陳小魯發現，英國的國防部長坐地鐵上班。一位英國商人急著在周日與中國代表團簽合同，但他無法命令秘書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腳的打字技術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國商人生產出了一種槍支，卻因為擔心成為“鎮壓性武器”而拒絕售賣給軍隊或警察。
4年后，陳小魯回到中國，1986年進入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其后任職政改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盧躍剛曾就當年政改問題采訪過陳小魯，盧后來得出看法，這種職務安排并不僅僅由于陳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體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干部子弟是一大塊，他們在聽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見上起作用。”
吳偉是陳當時的同事，他將陳稱為“紅二代當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諱，不回避問題。”吳偉記得由于陳是由總參借調至此，政改辦主任曾問過陳，要不要請趙紫陽辦公室為他給總參寫封信，從副師級往上提一提，陳表示不要給領導和部隊添麻煩，拒絕了。
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過某種遠大的抱負？陳小魯回答《人物》：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個刺頭，但也是直話直說，提的問題比較尖銳，一般人不會這么干。這就是紅二代的抱負。我的父親、老師和黨都這么教育，我這個人有點理想主義，就當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參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間，結識了許多法學專家。也正是在那個階段，他受到影響，更加認識到了憲法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早年在軍隊，他所在的團是“學習小靳莊”的典型。小靳莊在“文革”時期因能唱樣板戲、搞賽詩會而聞名，被視作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典范。后來該團還多了一項“批鄧”的任務。陳小魯28歲那年升為團政治處主任，是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干部。但他還是寫信給岳父粟裕請求調動，因為這一套批判、謳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負責。而他稱，道不同不相為謀。
1992年，他終于遠離體制，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不再說違心的話了。”
血統和觀念是分開的
陳小魯試圖尋找一種遠離政治的生活，不必被“非此即彼”的立場煩擾。《炎黃春秋》的一次研討會中曾流傳出一段故事，稱在一次校友聚會上，紅二代們出現分歧，吵了起來。陳小魯認為，“朋友之間觀點不一致很正常，何必強求？他們出身一樣，有共同的經歷，如果觀點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還怎么尋求共識？”
他下過海，炒過股，現在還與朋友合作辦公司。他偶爾談論時局，當他發現可能引起紛爭時，就以一種老人式的、和緩的方式捻掉話頭。他將一年中的三四個月時間交付給旅行，他已經去過世界上100多個國家，而南極是他覺得最美好的地方，荒涼、寂靜。一位曾與其有過交往的外媒記者評價，“他認為世界很大，他很了解世界。”
2006年，原副總理羅瑞卿的女兒、曾任醫生的羅點點開始在中國推進“尊嚴死”的理念，即對于沒有恢復希望、處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撤除其維持生命的醫療措施，使其自然地、有尊嚴地死亡。羅點點找到了陳小魯，陳想起了父親的臨終歲月，除了被癌癥折磨，他也在被插滿全身的管子折磨，醫生不停地為他清洗、翻身、吸痰，延長著他的生命和痛苦。
“能不能不進行搶救？”陳小魯當時問醫生，可醫生以兩個問句作為回答，“你說了算嗎？我們敢嗎？”
羅點點告訴《人物》記者，幾乎就在她和陳小魯談了3分鐘以后，陳就決定與其合作。北京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于今年6月成立，陳小魯任會長。
他要求管理層（他們不以此為專職工作）必須分文不取，在爭取社會資源參與應酬時要自掏腰包，還號召理事們捐錢或借辦公場所給協會。協會秘書長郝新平記得，陳小魯總是強調“要真正地為人民服務”。他認為推廣“尊嚴死”的重點在于官員和富人，“干部是公家掏錢，只要你活著就有待遇，花費國家財產。有錢的人就另說了，但是即使你有錢，也浪費了國家資源，因為僅僅是維持（生命）體征，治不好了�！�
很難僅僅用單一的色彩去描繪陳小魯。他不相信13億人口有可能統一到一個思想、一個主義，他推崇樹立憲法的權威，并相信這是解決“文革”前后彌漫于中國的暴戾之氣的根本途徑。但與此同時，在受訪的2小時42分里，他54次提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推動者。10月18日，他去往銀川參加一場紀念毛誕辰120周年的活動，“代表老陳家”。
“我仍舊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有更大的功勞，這個天下是他打下來的。”元帥之子如今這樣評價毛。
在盧躍剛看來，“學界左中右絕對坐不到一起，但紅二代可以。血統和觀念是可以分開的，除了理性還有情感。他們心中的大英雄，毛是第一位�！�
那些被評論功過是非的歷史人物是陳小魯童年記憶的一部分。初中開始，他住進中南海，會遇見午后開始游泳并招呼磨磨蹭蹭賴著不走的孩子們“你們都來游啊”的毛澤東；“大躍進”時，他看見中南海豎起小高爐，宋慶齡在那里煉鋼；周末，父親曾經將西哈努克在北大讀書的兒子接到家中一起吃飯，據稱后來此人被紅色高棉殺害。
“你現在有信仰嗎？”《人物》記者問。
“我信仰共產主義，我是共產黨員，是堅定的共產黨員。”陳小魯毫不遲疑地回答。
可他不得不承認，自己與這個社會“整個兒地不適應”。他不能適應謊話連篇，也同樣不能適應彌漫在整個社會里的關系至上。
陳小魯說他懷念的是一個他從未經歷過的、憑長輩的講述而構建的年代。他望著窗外，“我向往井岡山時的紅軍，那時朱軍長和戰士一樣挑軍糧，毛委員和戰士分一樣的糧食尾子，那種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同志關系。”停頓了一會兒，他收回自己的目光反問：“我是不是有點烏托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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