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醫生，誰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最后病愈出院？這一點根本不需要懷疑。”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一位主任醫師不愿意更多談論醫患關系，身在其中，他覺著說得再多也無濟于事。
“現狀需要改變，可僅僅從患者和醫生角度來改變是不夠的，醫生治不了社會的病。”浙江溫嶺殺醫案傳開后，這位主任醫師將微信頭像設置為一方黑色，在他的朋友圈，很多醫生同行亦然。
白大褂罩不住疲憊的身心
一線醫生工作強度大，早不是秘密，可當記者真正和一位一線的醫生接觸后，才知道，工作壓力真的很大，晚上11點，到凌晨3點，他工作的地方，就醫的患者一直沒有停。
醫生究竟有多累？當記者聯系西安市多家三甲醫院，希望跟蹤采訪一線醫生工作時，都遭到婉拒。“這事太敏感了，溫嶺這個事情導致悲觀情緒蔓延，我們內部很忌諱這種事。”南郊一家三級甲等醫院的宣傳主管說，溫嶺殺醫案后，國內醫生因為職業的共鳴，在網上有密集聯絡，醫院內部管理上承受了很大壓力。
“每一周都有一個白加黑，早上交班時都是暈乎的。”沈醫生在一家醫院兒童外科已工作十多年，所謂白加黑，就是白班加夜班的“全班”，即白天接夜班的門診，周末再串休。“家里有事或是別人要倒班，就會變成兩個白天加一個夜班。”幾乎每個月都要主動或被動倒班，每個月幾乎都有36小時連軸轉的經歷。
11月3日是周日，按值班表沈醫生是白加黑。“你要來聊，就后半夜來，門診少。”沈醫生說。3日夜里11時許，記者趕到沈醫生的科室，但患者和家長仍然擠滿了屋子，桌上的號簽上，是一長串單頁門診聯。
顧不上打招呼，一位抱著孩子擠進屋里的女士，希望醫生趕緊給看一下，“醫生呀，我兒子剛才在家量是39度6。”抱著孩子的女士聲音有些急。“現在多少度？咳嗽嗎？”沈醫生站起來，伸手摸了摸嬰兒的額頭。這時，一位排在前面的家長有些不樂意，嘴里嘟囔著，“我的孩子也是高燒”。“你把娃體溫計夾好。”沈醫生說，不高興的家長趕緊看著孩子，不再說什么。
“先查個血象，娃叫啥名字？你掛號了嗎？”插隊的女士說丈夫去掛號還沒回來。“你先說名字吧，一會兒都拿來。”按照家長報的名字，沈醫生開了檢查單子。
三個小時里，值班室里患兒和家屬總是一屋子人。其間電話也響過幾次，有兩次他接起來，只是說了句，“我在呢”，就很快掛了。門外走廊座位上都是帶孩子來看病的家長。直到4日凌晨3時，沈醫生才簡短與記者打了個招呼，“換季了，小孩感冒發燒特別多，每天都是這樣的。周末更多，孩子跟著大人出去，一不注意就容易生病。”
“也算是高強度吧，”沈醫生坦言日常工作很累。“每天都是身心疲憊，如果只是工作累也就算了，事情太多。”沈醫生說，值班門診時會接到主管領導或同事的電話，無非是后者親友要來看病。“如果僅僅是這些也不說了，碰上脾氣壞的家長更麻煩。”沈醫生也曾遭遇過幾次病患家屬攻擊。
醫患關系不該是消費關系
“我花錢，你給我看病，這種理解讓醫患關系徹底進入誤區。”西安一家醫院的張副院長主管醫務，近五六年一直參與院內的醫患糾紛處置。他認為，醫患關系不應該僅僅是消費關系。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醫患關系漸漸被認為是消費關系，去醫院就是花錢看病。”但張副院長仍堅持醫患關系并不僅是消費關系。救死扶傷的職業道德，雖說在個別醫院或者醫務工作者身上可能打折扣，“但大部分醫生想的肯定首先是治病，就像再沒水平的教師也希望自己有個好學生，再不稱職的父親也希望兒女有出息一樣”。
張醫生也說不清到底應該如何定義患者和醫生之間的關系。但他說自己從醫20多年，身邊同行無論什么時候說起患者的疾病，都是探討該如何治療，而不是其他諸如“開藥能掙多少錢”等。
醫患關系被籠統解讀為消費關系后，醫患之間的不信任就成為天經地義。“醫院打什么廣告呀，花錢打廣告不就是商家了嗎。”作為副院長，他曾在內部會議上幾次直接反對醫院打廣告，“可別的醫院都做廣告，我們也堅持不住了。”與許多公立醫院一樣，張副院長的醫院內部也搞全院績效考核，“想干不想干你都得干”。
“臨床醫學是一門科學，經驗只是研究的基礎，我們的社會應該宣揚醫學的科學性。為什么我們現在剖腹產前還要讓家屬簽署同意書，是因為臨床醫學是有風險的，人命關天，哪個醫生敢草菅人命。”過多的壓抑，讓張副院長說起此事時情緒有些失控。“過多的社會矛盾在這里聚集，現在光讓醫院和醫生吃藥，是什么道理？”
不過他也承認，如今緊張的醫患關系，和醫院重在經營有著直接關系。“社會和醫院都有責任。”
張副院長是醫生世家，向上四代都是醫生。但女兒高考，張副院長和同樣當醫生的妻子商量，卻讓女兒選擇了北京一所大學的植物學科專業。“簡單一些。”目前孩子已經出國留學。女兒沒有學醫，張副院長偶爾也會后悔，但他說，只是偶爾。
多日采訪中，多位患者介紹，自己一旦在一個醫院治療一段時間沒有明顯效果，會去到其他醫院再行檢查。“一個門診就幾分鐘，做一堆檢查，誰知道醫生到底看明白沒有。去兩家自己心里也有底呀。”崔先生不久前患上鼻炎，目前已經去過兩家三級甲等醫院。如何看待自己和醫院的關系，崔先生說：“應該也是消費關系吧，最多就是比較特殊點。”
而作為醫生，聯想到多年來醫患沖突，和周圍同事們的議論。一直做B超診斷的王靜醫生曾在微信里留言，“是不是該改行了。”“除了接診時遭遇責罵和傷害，來自內部的不滿也有很多。都說醫生收入高，可那是極個別的，普通患者能見到的醫護人員都是一線干活的，哪有高工資呀？”還好，最近幾天，王靜的情緒正在平復。“那幾天過去了，心情也漸漸好了。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生活，發發牢騷，工作還得繼續，只是希望大家能做點什么，這個社會能因此改變點什么，不要讓溫嶺那件事白白發生。”
懷念非典：那時醫患間沒有任何問題
“非典是我們都不知道的新病，而且臨床發病兇險，醫生對最終治療結果也沒底，甚至下午臨床該用什么藥品，我們上午都還沒有確定，但是沒有任何醫患糾紛。患者信任我們啊。”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李旭博士說。
11月8日，“河北保定第一醫院副教授收回扣，談笑數錢”視頻網上瘋傳，再次把醫生的辯解推向尷尬境地。
“不信任，才是這些問題出現的關鍵，醫患關系、師生關系都是這些受影響的分支。人和人之間缺少信任，是各個行業和我們社會出現問題的根源、病灶所在，醫患矛盾其實本質是社會問題。當然也有醫生個人的操守問題”，南郊一家大醫院的院長說。“簡單怪醫生或者怪老百姓，都不對，只有政府增加投入，繼續推動醫改，擴大社保醫保，把該花的錢放上去，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除此無他，已經不再信任，再怎么說也不會信。”
公開的醫療賄賂潛規則和誤診事件的頻繁發生，讓醫院飽受詬病，雖然最初只是個體事件，但懷疑和不信任卻由個體漸漸波及整個行業、整個群體。“不信任也是慢慢發生的。當醫院需要大量資金發展，改善醫護人員工作生活條件，而又難以獲得財政支持時，創收就成了內部共識。為了個人的一些蠅頭小利，一些主管和醫護工作者受賄索賄，收受醫藥代表和藥廠的各種好處，不但破壞了醫療秩序，更破壞了醫患之間的生態環境。”曾在西安一醫院做過醫生的陳偉，三年前辭職成立了自己的診所。此前他還做過兩份工作，但都不得要領，最后還是做起了本行。
“每個醫院內部都有很多公開的秘密，只是不好說出來。各個行業都要利潤，醫院也是一樣的，當醫院開始想著利潤的時候，所有問題都出現了。”十年前，陳偉在醫院時，每周五的科室例會上，主任都會重點說到各種價高的新藥。“我們都有任務的，就是要把藥多開出去。現在某些醫院也一樣，長期下來副作用就顯現出來了。不過無論怎樣，醫生都是想把病人治好的，這一點肯定沒有問題。”
“很多時候，同事或者朋友打電話來說有個病人要來，給幫幫忙，其實打不打電話真的沒差別。其實，我該怎么看病還是怎么看病。主要還是不信任。”即使過去了多年，可很多醫生護士仍非常“懷念”非典時期，倒不是那時候不忙不累不危險，而是在那段特殊時期，空前的危機使所有人變得簡單，“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絕后的職業榮譽感和價值，而醫患關系幾乎不用說，絕對信任，你咋說他咋做”，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李旭博士說，
“沒有什么做作，有的只是職業底線：你是醫生護士，你不上誰上。干這一行的誰不知道危險，可是還有很多人要求進隔離區。按說在隔離條件下，病人情緒最不穩定，最容易出現問題。非典是新病，而且臨床發病兇險，醫生對治療結果也沒底，甚至下午臨床該用什么藥品，我們上午都還沒有確定，但是沒有任何醫患糾紛。患者信任我們啊。”李旭博士認為有了信任才是關鍵，而非典期間，醫護工作者的犧牲式工作獲得了社會廣泛關注和尊重。
都要治療：大家都做點什么
“都說要對癥下藥，當醫患雙方都有病的時候，就要各自治療。醫生有問題治醫生，患方有問題該治也得治；如果是制度設計問題，就要推動制度作出改變，否則大家誰都好不了。”
25日，浙江溫嶺一名醫生被刺身亡，兩名醫生受傷。這起案件發生后，引起國內醫學界反響。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和原協和急診科醫生于鶯等十人發出《請保障我們的行醫安全和尊嚴！》的公開信。公開信要求：一、依法處理醫院暴力事件肇事者；二、善待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屬；三、推行全國的醫院暴力零容忍運動；四、徹底推進醫改、讓醫生有尊嚴的行醫；五、懇請社會客觀看待醫學局限性；六、呼吁醫學界同仁堅守從醫信念。盡管環境不樂觀，但仍應秉持人道主義精神，善待所有的病人。同時希望醫務工作者不放棄為自己維護合法權利。“都說要對癥下藥，當醫患雙方都有病的時候，就要各自治療。醫生有問題治醫生，患方有問題該治也得治；如果是制度設計問題，就要推動制度作出改變，否則大家誰都好不了。”上文中提到的西安某醫院張副院長坦言，他和同行交流也有共識，總感覺“社會病”好診斷，就是藥方難下。“只有徹底推行醫改，停止公立醫療機構的過度盈利性，重新建立醫患之間的信任基礎，才是解決現狀的辦法和途徑。”
“2007年到2010年，國家發改委曾經26次下文降低藥價，可是藥價真降低了嗎？醫患問題是社會大問題中的一個小分類。只是因為出事了，大家才都突然看過來。”張副院長說。“整個社會心態發生變化了，患者都想著到醫院就能解決所有病癥，大家心態本來就糟。而醫患關系發展到現在這樣復雜，除了患者，醫生和醫院是不是應該也檢討一下利益驅動下的功利性？”“還有社會層面的職能部門的不作為和推諉”，因為參與多次醫療糾紛的善后處理，張副院長很有感觸，“好幾次患者家屬提出過分的賠償要求，一旦達不到目的就在醫院門前堵門擺東西，可報警后也沒有得到任何解決。大家都不想擔責任，都不敢擔當，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對于醫患關系的改善，張副院長還認為不能脫離社會大環境而單獨探討醫患關系。
“（醫患關系）是系統性問題，所以解決還得靠每一個人。怎樣減輕公立醫院的生存問題，和醫護人員配置比例，是決策層需要考慮和針對性解決的。簡單說就是擴大公共醫療投入比例。醫護人員需要抵制行業不正之風，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和職業道德。患者也要了解臨床醫學的特點和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要對醫護人員有起碼的職業信任和尊重。”
“社會的問題，就是我們大家的問題，不要想有什么好辦法出臺能包治百病。現在需要的是我們每個人做出改變，如果我們每個人自己都有一點小的進步，包括醫患關系在內的很多問題，
都能改變以致解決。”
(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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