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此事,蘇聯作家貝克采訪過列寧秘書瑪·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說:
我到克魯普斯卡婭那里去,提醒她,列寧在等斯大林的答復,焦急不安?磥磉@個理由起作用了,她同意把列寧的信交給斯大林。我親手轉交了信件,請斯大林給列寧回信,因為他等待回復并焦急不安。斯大林當著我的面,站著讀完信,面色平靜。沉思了一下,緩慢,清晰,逐字地說:“這不是列寧說的,這是他的疾病說的話。”他繼續說:“我不是醫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黨員,做得不對,受到懲罰,我不認為自己有權干涉此事。而克魯普斯卡婭是黨員。不過既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堅持,我準備為粗暴行為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
沃洛季切娃離開斯大林后去了加米涅夫家里。她帶去了斯大林當時口授的短信(這封短信不是我們后來看到的上引的斯大林親筆信)。加米涅夫讀了信,還給她,說信可以轉交。訪問加米涅夫之后,她回到秘書處。但信沒有轉交,因為為時已晚:列寧狀況不好。她認為不能準確地說列寧是否知道斯大林的答復。(《莫斯科新聞》1989年4月23日)
這里的問題顯然不像街坊吵架,你侮辱了我老婆,我要同你絕交。實際上,這涉及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斯大林要求放松外貿壟斷,列寧堅決反對,最后列寧的主張取得了勝利。為此,列寧向斯大林的對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頓,繼續進攻。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氣撒到克魯普斯卡婭身上,顯然是發泄一種不滿。而列寧的感覺是他的政治行為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鎖孤立,因為在此之前,列寧一直是通過書寫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聯系和交換意見的,而克魯普斯卡婭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以后的黨內斗爭中,曾經多次提到列寧的這封“絕交信”。例如,1926年在聯共(布)中央聯席全會上季諾維也夫提出了這一問題,為回答這一問題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寧妹妹瑪·伊·烏里揚諾娃給全會主席團的信,說“斯大林道了歉”。而如果直接展示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難再扮演“列寧的忠實學生”的角色了。
最后三封信所涉及的問題使列寧不安和激動,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寧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0日列寧再次中風,這是最嚴重的一次,導致失語,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腳不能轉動。從此完全脫離了政治生活。3月14日開始發布列寧病情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