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蘭會議期間，有這么一件事。當激烈辯論有關開辟第二戰線的問題時，許多人都發現，艾登給丘吉爾寫了一個小紙條。首相讀了紙條，在上面寫了些什么，又交給了艾登。后者讀了丘吉爾的紙條，把紙揉成一團，扔到了旁邊的字紙簍里。會議結束，與會者都散去了，斯大林讓我搞到那個紙條并向他匯報，紙條上寫的什么。顯然，他認為紙條上所寫的會涉及英國對所討論問題的立場。我和斯大林保安部隊的一名軍官一起找到了那張紙條，并迅速拿著紙條去找斯大林，當時他跟莫洛托夫一起在使館的花園里散步。我打開紙條，讀了出來：“溫斯頓，您褲子的拉鏈開了。”接下來是丘吉爾的手筆：“謝謝。老鷹不會從窩里掉下來的。”斯大林樂壞了。1945年夏天，丘吉爾在英國大選中失利。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接替了他的職務。和他一起前來波茨坦的新任英國外相，英國著名的工人運動活動家恩內斯特·貝文。有一次在洗手間(有時翻譯也要陪同自己的上司去洗手間)，貝文站在離斯大林的小便池不遠，開玩笑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里，公廁是惟一地方，只有在這里勞動人民才能夠用雙手掌握到生產資料。”斯大林狡猾地笑了一下，也開玩笑道：“在社會主義世界也一樣。”
我和扎伊采夫到摩爾曼斯克出差的報告得到了海軍總部的批準。接著，我又有新任務——去基輔，歸第聶伯軍區艦隊調遣。
能夠到基輔，真是讓人高興。已經有一年多我沒有去那兒了，而現在可以見到父母，跟朋友們重聚。
但我高興得太早了。按照命令的規定，我不能見任何人，必須立即趕到艦隊司令部，那里會給我詳細的說明。此外，這是一次秘密行動，所以我也必須穿相應的服裝。此次我應該身穿海軍軍服，但不是我在艦隊服役時的紅海軍戰士服裝，而時海軍上尉軍服。連同制服一起發給我的證件上寫著海軍上尉。不過，有人立即告訴我，軍銜僅僅是此次出差期間有效。
火車于清晨到達基輔。站前廣場上空蕩蕩的。我看見了如此熟悉的車站大樓的正門，是現代烏克蘭巴羅克風格，于三十年代建成。下著雨，感覺很冷。接送外國游客時，我到過這兒多少次啊！我熟悉這里的每一個僻巷，每個通往站臺的過道。并且，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陽光明媚的夏日，鮮艷的黃色無棚大客車，衣著鮮亮而快活的少男少女們來到了蘇維埃烏克蘭的首都。
一臺淡綠色“嘎斯”開了過來，帆布頂棚被雨水淋成黑色，于是，無憂無慮的1935年夏天的景象消失了。我坐在后座上，豎起風衣的領子，將帽子壓低，以免有人認出來。
位于波多拉的司令部在等著我。他們向我通報了出差的目的。兩天前，艦隊沿第聶伯河逆流而上，然后抵達普里畢亞蒂的波蘭邊界。而我們——一小批水兵，其中也包括我——幾個小時之后，也應該乘快艇沿著同樣的路線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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