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成功后，“政治行動小組”歡呼“打開了通往和平與進步的大門”。事實顯然并非如此。有這樣一個故事，講的是政變后第二天，大馬士革居民看到街頭出現大量坦克，很是疑惑，因為自法國托管敘利亞以來從來沒出現過這種景象。一位老人上前問一名正在休息的士兵：“我的孩子，發生了什么事？”“噓！”士兵示意他安靜，“這是‘Inkilab’（阿拉伯語，意為起義、政變）”。老人不解：“‘Inkilab’是什么？”士兵只好解釋說，軍隊控制了政府，逮捕了總統。老人憤怒了：“你們應該感到羞恥，你們做了強大而傲慢的法國人都不敢做的事。”的確，“政變”對敘利亞人來說是個新事物，據說當時不少人認為是約旦干的，還有人認為是以色列發了瘋，入侵敘利亞。不管怎樣，中情局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9個月3場政變
扎伊姆在政變成功后對美國計劃的配合“遠超預想”。4月中旬，米德向華盛頓報告說，扎伊姆已經逮捕超過400名敘利亞共產黨人。此后扎伊姆進一步擴大對左翼政治人士的搜捕，發誓將共產黨“全部關進籠子里”。4月底，扎伊姆稱，他會盡快和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見面，并考慮在與伊拉克接壤地區安置30萬巴勒斯坦人。5月，扎伊姆批準“泛阿拉伯石油管道”在敘利亞通過。7月，敘以簽署停火協議，并和美國在中東的盟友土耳其改善關系。
雷厲風行的扎伊姆認為，美國承諾他的總額達1億美元的軍事經濟援助會很快到來。然而，由于他過于“果斷”，美國方面反而猶豫起來。國務卿艾奇遜等人認為，基于美國在拉美的經驗，如果美國過快全面支持這一軍事獨裁政權，可能會引起“民主國家”盟友和中東其他國家的不快。扎伊姆政府的總理巴拉茲曾對米德說，扎伊姆這樣做是在拿國家的命運賭博，是政治自殺行為，但“為了確保美國的援助，我們愿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就在巴拉茲作出這番表態后不久，政變又發生了。1949年8月中旬，敘軍官辛納威發動政變，處決了扎伊姆。12月，辛納威政權再次被一場政變顛覆，軍官施沙克利接掌政權。由于國內政治斗爭氣氛已經激化，接下來的23個月里，敘利亞政府產生了7任內閣。對于美國來說，此時中東局勢特別是巴以問題的鑰匙“握在敘利亞人手中”，為此，美國對敘利亞擴大援助，積極施加影響。施沙克利投桃報李，向美國“一邊倒”，這導致敘國內政治矛盾更趨尖銳。1954年2月，敘利亞再次發生政變，以復興黨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黨掌握政權。此后，隨著敘利亞和蘇聯、埃及接近，美敘關系陷入新的危機。
英國著名導演、紀錄片制作人亞當·柯蒂斯針對敘利亞這段歷史的一段評論值得回味：上世紀50年代，美國本打算在敘利亞創建民主制度，但美國的行動卻帶來了災難。盡管這絕不是后來導致阿薩德政權建立的唯一因素，但它未預見到的后果卻在塑造50年代后期敘利亞社會狂熱而偏執的氛圍上起到重要作用，并幫助復興黨取得政權。這段歷史西方人或許已經忘記，但敘利亞人顯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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