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不管這些科學家和哲學家、思想家們如何義憤填膺地表達了他們對于核武器的擔憂，但這些建議與顧慮大多停留在“空氣振動”階段，并沒有產生什么巨大的實際效果。其原因特別簡單：首先，這些科學家大多是當年核武器開發的積極推動者，現在卻又振振有詞地反對核武器，這種前后矛盾的情形確實很難讓人信服。其次，并非所有的科學家都堅持同樣的觀點，相反則有很多科學家堅持認為應該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于戰爭。例如，同樣是美國第一個原子彈的參與者，維克多·韋斯科夫則依舊認為他們制造原子彈是正確的。他反復提出，當時的情形與現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制原子彈。德國戰敗后，日本人瘋狂地抵抗，給美國造成巨大的傷亡，他覺得當時至少要制造10個以上的原子彈才能使日本屈服�？夏崴�·加爾布雷思：《核擊日本》，王宏林編譯，京華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頁。
當然，讓這些科學家的“良知”最終處于“空轉”的根本原因，還是他們僅僅是供國家政府部門使喚的“文人”，最多算得上“御用科學家”而已，縱使才高八斗，經天緯地，也不過是一介書生罷了。
再說了，到了20世紀40年代以后，人類科學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國家主導下的“大科學時代”了，沒有國家的支持，任何人想作出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是極端困難的。研究科學史的人們或許知道，在20世紀40年代前后那段時間，科學家基本上是自由自在的，可以說是“單干式的”。德國的科學家倫琴一個人在實驗室里專注地觀察由陰極射線引起的奇怪現象，就連他的助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法國物理學家貝克勒爾子承父業，在偶然中發現了鈾射線。波蘭科學家居里夫人在沒有任何人的幫助下，在“棚屋”里又干粗活又作精密的儀器觀察，這才發現了放射性的元素钚和鐳。這個階段的科學家是自由的，也是快樂的。當居里夫婦在夜間看見他們經過千辛萬苦才提煉出的鐳發出美麗的幽光時，他們幸福地擁抱在一起。英國物理學家盧瑟福每當有重大發現，總要放開喉嚨高唱：“前進，基督的信徒們！”而且不無驕傲地說：“這是我掀起了波浪！”肯尼斯·加爾布雷思：《核擊日本》，王宏林編譯，京華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6頁。但與之同時，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也經常讓這些科學家們遭遇困境，使之無法將心愛的科學研究予以推進。不過在這段時間之后，情況不一樣了，經常因經費問題而陷入絕境中的科學家日益被納入國家的體系中來，由國家提供巨大的財政支持為科學家們開展科學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但從此以后，這些科學家們也失去了應有的自由。也正是因為上述這些原因，決定了科學家們只能根據國家的意志來決定自己的活動，而不是相反�？茖W家的意見或觀點永遠只能說對政府的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無法左右政府的決策。關鍵是當科學家們的自由被政府“收購”以后，他們就再也沒有權利來支配自己所創造的成果了。
“在人生的途中，我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我怎么會走進那個森林之中，我自己也不清楚。”【意大利】但丁·阿利基埃里：《神曲·地獄》，第1篇。這是意大利詩人但丁·阿利基埃里的困惑，世界上有哪個科學家不具有與但丁同樣的困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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