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黨最高顧問、眾議院議員渡部恒三 圖片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中新網4月18日電《日本新華僑報》18日刊出專訪日本民主黨最高顧問、眾議院議員渡部恒三先生。渡部恒三先生回憶了第一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并前往中國,為實現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而做的努力。
文章摘編如下:
日本民主黨最高顧問、眾議院議員、年近80歲的渡部恒三先生用自豪的口吻說:“現在,在日本國會里面,無論是年齡,還是當選次數和任期,我都是最大、最多和最長的了。”
坐定席位,圍繞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話題,渡部恒三首先向我們披露了兩國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一段“秘聞”。
1970年1月14日,渡部恒三第一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后進入國會議事堂。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也不怕我妻子聽了以后生氣,我當時的心情,真的是比新婚的時候還要高興”。此后不久,佐藤榮作內閣讓田中角榮出任通產大臣。作為田中角榮“七弟子”之一的渡部恒三,“突然有了重要的工作”。
渡部恒三回憶說:“在前任厚生大臣川崎秀二的提議下,我和剛剛當選為國會議員的山下德夫、唐澤俊二郎等決定一起前往中國。當時,日中兩國還沒有外交關系,佐藤內閣與臺灣的關系很深,日本國會議員前往中國大陸,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日中兩國那個時候通過廖承志與高崎達之助在1962年簽訂的《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已經開展了貿易往來。日本通產省已經向中國派遣過五六位職員。”
渡部恒三講道:“那個時候,日本許多年輕的國會議員已經意識到,為了日本和亞洲的未來,日本應該早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作為通產大臣的田中角榮也是這樣認為的。前往中國之前,我們特地去向田中角榮辭行,他鼓勵我們說:‘好好干,接下來,我也會做些什么的。’我則對田中角榮說:‘到了中國,作為日本自民黨的議員,我肯定要發言的,我想說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田中角榮說:‘你有自由發言的權力。’到北京以后,我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因為這實際上是日本執政的自民黨派出的第一個訪問中國的代表團。周恩來總理也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我記得,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舉行的宴會上,周恩來總理顯得非常高興,用中國的話說,真的是在‘熱烈歡迎’我們。當時,我也一下子高興起來,控制不住地走到周恩來總理的面前說:‘現在的佐藤內閣維持不了一年了。接下來,我們的老大田中角榮會成為首相的。我們認為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我想,田中角榮擔任了日本首相以后,肯定會立即訪問中國,與中國建交的。’周恩來總理聽了這番話后,臉上露出了更加愉快的笑容,一下子和我用茅臺酒連續三次‘干杯’!”渡部恒三充滿激情地回憶著。
渡部恒三還說:“果然,如我所說,田中角榮在佐藤榮作之后擔任了日本首相。田中內閣成立后,他立即飛往中國,1972年9月29日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簽訂了《日中聯合聲明》,實現了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今年,在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時刻,我依然認為那次訪華的經歷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我唯一的遺憾就是那次會見不允許拍照,到今天沒有留下照片來。”
當記者轉過話題,詢問渡部恒三對此前不久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發言有什么看法時,他幽默地說:“這個問題提得很尖銳啊!”他講到:“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我也曾受邀訪問過中國,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在訪問中國期間,我也到過南京。因為有過那樣一段歷史,我曾經擔心會在南京遭到指責。但是,南京市民不僅沒有指責我,還對我的到來表示歡迎。我被安排住進南京的高級賓館里,那里好像是毛澤東主席也曾住過的地方。為此,我從內心一直感謝南京人民。”
我們的話題轉到了“3•11大地震”以后的日本。渡部恒三表示,“首先,我認為日本應當感謝中國。去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后,中國向日本提供了很多支援。中國的溫家寶總理還親自到宮城、福島的災區慰問災民,讓我們再次意識到,中國既是日本的鄰邦,也是日本重要的友人。我的家鄉就在福島,所以,我還要借這個場合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渡部恒三看來,去年3月11日地震發生以后,社會輿論的確指責過菅直人內閣的救援對策不夠迅速等等。后來,野田佳彥當選日本首相,在首次施政演說中就表示:“只有先重建福島才談得上振興日本。”現在,日本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行災后重建工作。
對于日本未來的核能政策,渡部恒三指出,地震后福島核電站事故的發生,讓日本重新認識自己的核電政策。許多日本國民也積極開展“脫核電”運動。他認為日本政府也應該向著這個方向發展。他透露說,“現在,日本正在尋求用可再生能源來代替核能,準備在福島縣建一個風力發電站。我也曾在福島縣建過一個地熱發電站,那是日本第一個地熱發電站。在此之前,我還建過風力發電站。所以,現在是積極探討并實施多種渠道發電的時候了。”
采訪結束的時候,記者邀請渡部恒三先生針對自己政治生涯的經驗寫一句話。這位年近80歲的老人沉思片刻,揮毫寫下“決斷和實行”的話語。或許,這就是他對自己政治實踐的一種總結吧。(蔣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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