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爾培爾是十七世紀法國著名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他長期擔任財政大臣和海軍大臣，是路易十四時代法國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這樣一個跟中國沒有半點干系的人跟下西洋的大明三寶太監鄭和能有什么相似之處呢？原來，他們的神似之處就在于他們都以核心人物的身份親歷了國家海上力量戲劇性的興衰變遷，而這兩場戲劇的本質又是如此的雷同……
鄭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這里就先從柯爾培爾的故事說起。1661年，42歲的柯爾培爾被前任首相紅衣主教馬扎然推薦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并很快成為了法國政府的核心人物。作為重商主義的代表，柯爾培爾深知海上力量對于國家的重要，因此在當政的幾年里，他把海權的全部理論系統地、以中央集權制的法國方式付諸實踐。他建立了當時最高效的船舶修造廠和非常完善的艦船制造體系。當時一位被監禁在法國監獄里的英國艦長寫道：“我看到一艘有100門艦炮的戰艦只用4或5個小時就把火炮全部拆掉。在英國我從未見過在 24小時內不費力氣、不發生一點事故就能完成這樣的任務。”這樣的速度即使是對200年后的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來說仍然是難以置信的。讓我們就先以馬漢的眼光來審視一下柯爾培爾和鄭和的相似之處。
憑借著完善的基礎設施，柯爾培爾開展了整個西歐最大的造船計劃。事實上，就像當年鄭和擁有官兵27000余人、海船上百艘的寶船艦隊一樣，柯爾培爾的艦隊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這是柯爾培爾與鄭和的第一個相似之處。
可嘆的是，柯爾培爾與鄭和的第二個相似之處就是他們龐大艦隊的悲劇結局。支持鄭和下西洋行動的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朱高熾即位，他認為下西洋是勞民傷財的弊政，下詔停止。后來他的兒子明宣宗朱瞻基雖然又進行了一次下西洋的行動，但這已是鄭和艦隊的最后絕唱。此后明朝再也沒有進行過大規模遠洋航行，鄭和的寶船也只能在歲月的侵蝕中自然朽爛。數十年后，當新皇帝再次對出洋產生興趣，要求兵部找出當年鄭和的航海圖等資料時，兵部竟然發現資料都已不翼而飛，而應當對此負責的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對上司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
雖然不像鄭和寶船船隊出洋被禁、海圖失蹤那樣極端，法國海軍在柯爾培爾死后也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到路易十四執政末期，法國艦隊雖然紙面上仍有10萬噸的規模，但實際上已經沒有強大的艦隊可投入海洋了。到1720年，法國只剩下了5萬噸規模的艦隊。到1756年，盡管法國海軍情況已經比此前最壞的時候有所好轉，但也只有45艘戰列艦（同期英國約有 130艘戰列艦）。與戰列艦們一起消失的，還有當年柯爾培爾所建立起來的高效的基礎設施、管理隊伍和制度體系。因此，當這45艘法國戰艦需要配備武器和裝備時，人們發現沒有材料、沒有帆纜、沒有補給品、甚至沒有足夠的火炮，一切都沒有。就這樣，海權就像兩百多年前向中國說再見一樣，與法國從此訣別了。
是什么原因讓柯爾培爾與鄭和的“檣櫓”就這樣“灰飛煙滅”了呢？馬漢在他的不朽名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中對法國海軍做出了這樣的評論：“所有這些驚人的發展（指柯爾培爾建設海軍），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這種發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樣，當失去政府的支持時，也就消衰了。因為這段時間很短，不可能使這種發展深深地扎根于廣大民眾之中。”原來，在當時的法國，以路易十四為首的貴族們從中世紀起就繼承了一種傲慢的輕視貿易的傳統。那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者也都渴望得到貴族頭銜，而一旦成為貴族，他們也就放棄了賺錢的職業。盡管柯爾培爾曾經專門頒布法令規定“凡愿從事海運、經商的所有貴族都無損于他們的高貴身份”，但也無濟于事。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整個社會經濟的主流都是在圍繞土地、陸權而發展的，而海洋經濟的代表，如海上貿易、海運、海外殖民地、漁業等則相對要弱得多。沒有足夠的海洋經濟支持的海軍，就是馬漢所描述的那種無本之木——短時間內在政府個別領導者的大力支持下可以迅速地建立起來，但時間一長就必然無法維持。因為既沒有直接的經濟來源，又沒有足夠強大的海洋利益集團來為其說話，費用高昂的海軍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人們攻擊的對象和費用壓縮的首選。這也就是馬漢所說的：“如果平時支援戰艦的海運和工業衰敗了，戰艦便沒有多大用途，它的命運也就很難預料了”。因為畢竟還有一定數量的海洋經濟，法國沒有像明朝那樣直接廢棄了遠洋海軍。但在海洋經濟的規模和重要性遠不如陸地經濟的情況下，一遇到海權與陸權發生沖突而主張建設海軍的政治家又已不在位的時候，法國的決策自然而然地就會向陸權傾斜，這正是路易十四在柯爾培爾去世后的一系列決策的基本出發點。為了在歐洲大陸實現擴張，路易十四犧牲了大量的海洋權益，而把巨額的資源都花在了陸上，這一切都導致了法國海軍的逐步衰敗。最終路易十四放棄了建立強大海軍的想法，而改以巡航戰（即用小型巡航艦和私掠船的海盜行為來打擊敵人的商船）來維持法國在海上僅存的微弱影響——因為這樣比較便宜。
很遺憾，馬漢大概不大了解鄭和，否則他很可能會使用鄭和而不是柯爾培爾的例子來說明海洋經濟對海權的影響，因為鄭和的例子更典型。明朝壓根沒有像樣的、得到官方認可的、有利可圖的海洋經濟。當然，說明朝完全沒有海洋經濟也不客觀。像民間的海外貿易和官方的朝貢貿易還是存在的。然而，前者恰恰是以“重本抑末”為己任的政府的打壓對象，很多民間貿易商后來干脆被定性為了倭寇。而后者由于政府堅持好面子的“厚往薄來”政策而成了十足的賠錢貨，對明朝來說其實是一種海洋負經濟。好大喜功，想揚威于域外的老皇帝一死，新皇帝馬上就順應民心，把這個弊政給廢了。這，正是鄭和與柯爾培爾的第三個相似之處。
事實上，沒有海洋經濟基礎的海權對國家和社會缺乏正面貢獻。建立這樣一支開銷龐大而沒有收益的海權就是一個弊政。明朝后期隆慶五年全年國庫收到的白銀只有250萬兩，而鄭和之行凈虧白銀600萬兩，卻不過帶回來點麒麟、香料和來朝貢的外國國王。假如明成祖之后的歷代皇帝都更有“遠見”一些，繼續往寶船船隊里堆銀子，讓船隊繼續去下西洋，就能維持住一個健康的海權了嗎？不能！因為堆銀子這件事本身并不會改善明朝的海洋經濟基礎，它只會造成更大的弊政，讓明朝更早滅亡。
海洋經濟不是所有國家都天然就有的，需要一個培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需要海權的保護。在權衡中，政府至少要在發展海權的同時大力促進海洋經濟的發展，以保持兩者的平衡和相互之間的良性循環。
數百年過去了，柯爾培爾與鄭和的背影已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模糊。海洋經濟的重要性及其對海權的影響也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然而，國家的戰略需要對社會經濟有實實在在的貢獻并得到其支持這樣一個道理至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政府起著重要指導作用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如果撇開實體經濟，空談國家戰略，忽視兩者之間的有機結合，那么結果很可能就是柯爾培爾與鄭和悲劇的再現。就像明朝的皇帝們就算是能穿越到未來，看到海權的重要性，而回去繼續給寶船堆銀子也無助于建設真正健康的海權一樣，在這里宏觀的戰略思維是替代不了微觀的實體經濟運作的。只有國家戰略和實體經濟切實緊密結合為一體，戰略才會有生命力，而經濟也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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