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糾紛調解中心是患者釋放怨氣的地方之一 東方IC供圖
如果說醫患糾紛，只是醫患矛盾的一個表現，那么有的醫患沖突，真的稱不上糾紛，但是反映出來醫患之間冷漠、互不信任的態度，則更讓醫院感到壓力大。讓醫院更“委屈”的是，醫院現在更多成為一種心理宣泄的場所，沒有辦法和患者講道理。患者則更有理由：“我花錢看病，為啥得不到好的醫療服務？”患者的怨氣又是從哪里來呢？有專家認為，這是醫生和患者，在經濟要素上的對立造成的。實習生 顧金娟 現代快報記者 劉峻
進了醫院為何會吵架
打醫生經常有
上周，南京一家三級醫院發生了一件“小事情”，卻讓一位有著26年經驗的護士，感覺非常委屈，主動打電話給現代快報，表示有話要說。在現代快報的線索庫中，多見的是患者投訴醫院，醫生投訴患者的確實非常少見。
事情很簡單，一位病人想把醫生辦公室的椅子拖到病房。這位護士認為是規章制度不允許的，上前制止，并將椅子又拖回到辦公室。患者認為護士態度差。護士說，這是醫院里的規定啊。雙方最后還發生了一點不愉快，推推搡搡。
上個月，南京同仁醫院的醫生，被一名醉酒患者打傷。4顆門牙中3顆嚴重松動，右臉部還明顯留有被鞋子踢過的鞋印痕跡。腦外科診斷報告是頭部有腦震蕩，身上也有多處被打淤青的痕跡。工作才1年的醫生非常委屈。實際上，南京三級醫院急診室的醫生，大部分都有被打或者辱罵的經歷。有的科室主任被打得鼻青臉腫。
今年初，江蘇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神經外科病房，一名醫生被患者用拐杖擊打，已經處于昏迷狀態，頭部顱骨迸裂達13厘米，手術縫了12針。被打的原因，是因為患者要“插隊”看病。
南京一家三級專科醫院某病區，該病區有幾名護士，她們有個共同的習慣就是不留長頭發。原來2011年上半年，家屬要求更換床單，嫌護士速度慢，就打了護士一耳光。護士當時嚇傻了，于是打電話給她家人，家人來了要求患者家屬道歉，家屬則認為護士態度有問題，也叫了五六個人來，雙方發生了較大的爭執。激動的患者家屬沖上去把護士的頭發給揪掉不少，把她家人也打傷了。雖然最后患者家屬看到警察來后冷靜下來，也給護士賠禮道歉并賠了醫藥費，但給護士留下的心理陰影卻沒有消除，此后該護士和幾個同事就不怎么敢留長發了。
一名大醫院辦公室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每年都有十幾起醫護人員被打事件，有的真的就是因為小事情。
經濟上的對立，成死疙瘩？
最近發生的溫州殺醫案，又一次震動社會，也使本就緊張的醫患關系再度成為焦點話題：在患者的眼里，醫生為何變成了“白衣狼”？
江蘇省衛生法學會副會長胡曉翔認為，這個負面形象的形成不能全怪患方“不懂道理”。 首先，基本醫療保障職能履行遠不到位，使得醫患在服務過程中形成不可否認的經濟上的對立關系，這就不可能和諧。公立醫院生存與發展的資金，九成以上來自于服務創收，也就是說，事實上，醫患之間于經濟這個要素上，就是個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
“凡事一談錢，吹胡子瞪眼、睚眥必較就在所難免。”胡曉翔說。
現代快報記者了解到，目前醫院仍然是一種“以藥養醫”的模式，這種模式免不了讓患者對醫院的性質有所懷疑。即使是三級公立醫院，也必須靠“掙錢”才能維持醫院的運轉。
經濟上的原因，還會造成醫德醫風滑坡
東南大學衛生法學研究所所長張贊寧說：“這一點我是一貫承認的。現在的醫德醫風不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時候，國家對醫療幾乎是全額撥款的，醫院不需要自己找飯吃。而醫療被推向市場后，撥款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醫院要自己找飯吃。“我認為，醫療是不能推向市場的。醫療推向市場，造成了醫德醫風滑坡。”現在，醫療技術不值錢，做個手術收個一兩千元已經是收得很高了，但是一個器械卻動不動幾千上萬元。醫生的勞動沒有體現自己的價值，也會造成醫德醫風的滑坡。
缺乏綠色通道，患者感到孤立無援
醫療糾紛，會釀成更激烈的沖突，甚至“小事成大事”。
江蘇省醫學會醫療事故鑒定辦公室主任蔣士浩說，醫療糾紛是當前社會矛盾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有醫療服務就會有醫療糾紛，關鍵是政府部門要正確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要為社會建立一個能主動介入醫療糾紛處置的“綠色通道”，并讓全社會能夠接受。其實醫患糾紛得不到快速解決，就是導致醫患糾紛容易釀成沖突的重要原因。他說，目前雖然有醫患協商、衛生行政部門處理、人民調解、訴訟等途徑，但都是被動接受。不能做到第一時間介入糾紛，尤其醫患協商更不是解決醫療糾紛的辦法，人民調解機制也是“雙方自愿”原則。當患方面對醫療事件造成的損傷，心理上肯定是著急、激動，此時沒有一個第一時間“主動介入”并具有權威性的機構和人員去幫助他們，必然會引發患方的不滿。
蔣士浩說，交通事故的處理就顯然不一樣，有時雖然發生的傷亡重大，但是交警部門會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進行鑒定并提供各種支持。醫療糾紛就缺乏這樣的“綠色通道”。患者在醫院感到孤立無援后，就想著用激烈的方式來獲得解決。
寧波模式可以借鑒
據悉，早在幾年前，寧波就已成立了調解醫療糾紛的“綠色通道”，“綠色通道”到底由誰來負責處理呢？蔣士浩說，政府部門會賦予“醫療糾紛處置理賠中心”一定的權力，由處置理賠中心全權負責處理醫療糾紛。處置理賠中心會自行招聘一批臨床醫學、衛生法學和保險等專業資質的專職工作人員，還會聘請相關醫學和法律專家組建專家庫，為醫療爭議的調查、評估和協商提供技術咨詢服務，真正做到有序公正地處理醫療糾紛。
蔣士浩說，處置理賠中心把被動處理變為了主動處理，第一時間介入，二十四小時值班，一定時間內作出結論，并對如何作出處理有一整套程序和規定，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提高了醫療糾紛的處理效率，也得到社會和當事人的認同。
蔣士浩說， 醫學鑒定是一個澄清醫療糾紛是非真相的科學客觀、公平公正的途徑，是處理醫療糾紛的重要依據，省醫學會近年來鑒定的案例逐年增長。他希望政府部門能為社會建立一個主動介入醫療糾紛處置的綠色通道，讓醫療糾紛訴求有平臺，其次是希望發生了醫療糾紛后能借鑒醫學鑒定對是非的評判走正常的維權途徑。
醫院里那些高危科室
因為有著許多不可控，或者難控的風險和意外發生，醫生幾乎成了一種“高危行業”。而在醫院眾多的科室中，一些科室“危險指數”要更高一些。一位專家告訴記者：“醫院內骨科、婦產科都是醫療糾紛敏感科室。”
記者拿到的一份資料顯示，2012年，江蘇南京市，共受理了醫療事故技術鑒定104例，98例出具鑒定報告，其中一半以上涉及到三級醫療機構。98例中涉及的學科20余個，主要分布：骨科20例；神經內科7例；神經外科6例；普外科、泌尿外科各5例；產科、心胸外科各4例。
一名專家表示：“以上科室為醫療糾紛敏感科室。另外還要加上急診科，經常有醫護人員被打，雖然可能稱不上醫療糾紛，但是醫患確實容易出現過激舉動。”
南京一位醫患溝通專家說，與一般的科室相比，骨科比較直觀，患者可直接看到、感受到治療效果和情況，而骨科醫學上的‘愈后’與患者的理解常會存在差別。”患者手里還有所謂‘證據’，就是片子，有的患者也能看得懂，認為骨頭就是沒有接好，愈合也不好。“
南京鼓樓區醫患糾紛專職調解員李鳳花說，有的醫生話說得太滿，“承諾術后就能下地走路，結果人家一躺幾個月都沒有起來。醫生拿片子過來一看，骨頭什么的都接得對的，但有的病人就是站不起來。”
婦產科則是另外一個高危的科室，專家說，與帶病就診的患者心態不同，孕產婦是健康人，在孕育、生產過程中若出現偏差，心理上就很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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